政务官可以做的就是决策。做出了好的决策，使很好的决策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能够使好的决策和好的决策实施产生好的效果，就是做好了一个政务官。那么又如何做一个好的政务官呢？做好政务官应该具备的五个要件是： 一是 民主精神 。即倾听民众的声音，从民众的声音中发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符合民众的眼前利益，什么符合民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二是创新精神 。即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在继承前任的合理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在尊重民主机构所做决策的基础上，勇于进行决策的创新； 三是科学精神 。即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和专家们那里，发现民众利益的科学性，使自己的决策符合科学原理。从专家和学者那里寻找实施决策的科学方法，以使自己的决策能够产生最大最好的效果； 四是管好为自己做事的公务员 。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一方面监督（包括借用民众的力量和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和督促公务员很好地履行职责，一方面要惩处和清除那些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的公务员。 五是法治精神 。即从自己对法律的敬畏出发，使自己的决策程序和决策的实施过程符合法律，使自身的个人行为符合法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有着成熟的公务员制度和建立起了可以依靠的公务员队伍的社会里，任何可以把握这五个要件的人都可以从事政务官的职务。相对来说，政务官个人的品质、道德、诚信、诚实不说谎、民主意识、法制意识、亲民意识、平民意识要比个人的学历、能力、经验更为重要。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的发达国家在选举国家首脑和地方行政长官时，人们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被选举人的品质、道德、诚信、诚实不说谎、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亲民意识、平民意识方面。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的文明国家里，一些没有过从政经历的人、甚至平民也可以当国家首脑，即使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可当地方行政长官。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则比较看重学历、履历、经验、能力这些方面的个人要素呢。这仍然与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的意识相关。因为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太注重个人的作用了 ，尤其是在治理或管理社会方面是如此。我们社会中所表现出的一把手制、个人说了算、权力的集中、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制度、难以舍弃的任命制度等等，反映的都是对个人作用的注重。 在我们的社会中，只要选对了一个领导干部就能治理好一方社会、就能造福一方百姓的观念太牢固了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另一面，即选错了一个领导干部，则是会祸害一方社会、一方百姓的） 。在这样牢固的观念的作用下，民众的作用、民主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制度的作用、舆论的作用似乎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当民众的作用、民主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制度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真的无足轻重时，就更加凸现领导干部的个人作用了。当领导干部个人的作用这样被越来越凸现、越来越看重时，领导干部就越加成为“宝贵财富”了。“宝贵财富”的社会意识也就更加浓烈。这就又会进一步强化不平等意识、特权意识和保护意识。这种逻辑循环是没有终结的，是不会向消淡的方向发展，而只会向强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社会中的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的意识与世界上很多发达文明社会中的“权力者是靠不住的”社会意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确实，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是把权力者看作是不可靠的人，所以要限制权力者的权力，要对权力者进行公民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制度的监督，要运用人民的权力、法律的权力、国家机构的权力制约权力者，要通过选举、压力、甚至弹劾来重新选择权力者。

我们分析过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意识的原因，分析了在这一社会意识的作用下必然会产生的社会效果，分析了这一意识与这一意识产生的社会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现在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发达文明社会中会形成“权力者是靠不住”意识的原因。

人们为什么会将权力者看作是不可靠的。因为权力是很具有诱惑力的，而权力产生的两种利益（精神的利益和物质的利益）则是更诱惑人的。而人的本性之一就是很容易接受诱惑。即使是在艰苦的革命时期，人的这一本性也是不可改变的。如共产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诱惑；如解放劳苦大众、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的理想对革命者的诱惑。因此，对诱惑来说，是分为理想性质、光彩性质、公益性质的利他的诱惑和利于自我的诱惑的。 实事求是地说，理想性质、光彩性质、公益性质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作用下产生的诱惑 （如教育和培养）。 利于自我的诱惑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诱惑，而接受利于自我的诱惑却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本性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当社会缺乏理想性质的、光彩性质的、公益性质的诱惑时，或者是他不接受这些性质的诱惑时，那么吸引他就是利于自我的诱惑。 而权力又是可以使人达到走向利于自我诱惑的最好条件 。 正是接受利于自我诱惑的本性在人的内在中的存在和利于自我的诱惑在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使任何权力者都成为了不可靠的人 。

但是，由于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不需要专门的直接管理者的程度，由于社会还需要由专门的人通过执掌权力（当然应该是有限权力）来从事直接管理，所以社会需要民众对这些权力者进行监督和反向的管理。 当社会的观念是“权力者是不可靠的”时，对权力者进行民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制度的监督，运用人民的权力、法律的权力、国家机构的权力制约权力者，通过选举、压力、甚至弹劾来重新选择权力者，就是必要的了。民众就会在这种必要性中形成对官员进行监督和反向管理的意识。而官员则会具有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反向管理的心态（即便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心态） 。 而当人们将领导干部视为是“宝贵财富”时，当领导干部也自我地认为自己是“宝贵财富”，进而形成不平等意识、特权意识、保护意识，并形成 个人的需要不平等的意识，个人的从不平等关系中获得愉悦的意识，个人的喜欢不平等的意识，个人的维护不平等关系的意识；个人的需要特权的意识，个人的从特权获得愉悦的意识，个人的喜欢特权的意识，个人的需要维护特权的意识；个人的需要特殊保护的意识，个人的从被保护中获得愉悦的意识，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个人的与利益相关者相互保护的意识时， 是不会产生接受民众的、民主的、制度的、法律的、国家机构的监督和反向管理的的观念和心态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官员反感（各种形式的）监督、对监督者动怒（甚至仅仅为了自以为不雅的一张照片而动怒）、甚至动怒到利用司法力量打压和报复监督者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就在于此。对这样的权力者，我们能说他们是可靠的吗？对那些有着上述各种意识和行为的权力者，我们能说他们是可靠的吗？对于那些在这些意识支配下进行各种不端行为的权力者，我们能说他们是可靠的吗？

然而，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当然是有其根源的。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的意识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能够诱惑人的是理想性质的、光彩性质的、公益性质的诱惑），由于革命者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是可以对人的良好的品质、道德、追求、意志构成保障的，因此革命者的才智、能力、文化、经验凸现成为一个人能不能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承担更大责任的首要条件。而那些经过革命岁月洗礼的革命者，当然是能够为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更大成绩的人了。因此，他们成为“宝贵财富”是理所当然的。而在革命胜利后，社会进步的目标往往成为不确定的、理想化的、虚幻的、甚至是频繁变动的目标，因而极易使人失去理想性质的、光彩性质的、公益性质的诱惑。而人们更多面对的是利于自我的诱惑、是权力的诱惑、是权力带来快感的诱惑、是权力能够满足利益需求和自我享受的诱惑。特别是，当社会失去能够保障人自发地形成良好的品质、个人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社会条件时，当社会不具备民主、法治的传统时，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是利于自我的诱惑。或者说，人的内在的接受利于自我诱惑的本能就会凸现出来。在这种新的社会状况下，权力者必然是“宝贵财富”呢？还是更容易成为“不可靠”的人呢？应该说，说权力者必然是“宝贵的财富”，除了表现为是继承传统观念外，再就是一种主观上的理想化了的期望。而客观只能是，权力者是不可靠的，是需要监督和制约的。而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者就是更不可靠的。无数的腐败事实、社会中的不正之风、官场中的潜规则、“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权无责、贪污腐败、作威作福、独霸一方”、蛮横刁难、索贿受贿、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傲慢无礼的现象，说明的不正是权力者不可靠的客观性吗，不也正是对“宝贵财富”说的否定吗？

我们当然希望主观愿望的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仍然是一种必然性。但是事实只能是“权力者是不可靠的”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主观愿望是不能取代客观必然性的。

但是遗憾的是，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仍然是左右我们的社会选拔培养领导干部或政务官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想。而与领导干部是“宝贵财富”的思想观念相关的注重领导干部个人的作用、赋予领导干部太大太多的权力、不平等意识、特权意识、保护意识的状况也就依然存在着。应该说，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党的事业的，是不利于人民利益的， 更是与现代社会所表现的公民社会和官员平民化趋势格格不入的 。

尽管以上所说是针对政务官（即领导干部）而言的，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事务官（即一般公务员）。因为在我们社会的意识中，一般公务员仍然是干部，是官。因为在我们社会的现实中，事务官（即一般公务员）同样是权力者，甚至是无限权力者。不平等意识、特权意识、保护意识同样存在于他们之中。对事务官的民众的监督、民主的监督、制度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法律的监督同样是很缺乏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甚至是不存在的）。“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权无责、贪污腐败、作威作福、独霸一方”、蛮横刁难、索贿受贿、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傲慢无礼的现象同样会发生在他们中间。甚至一些刚刚考进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就会无师自通地沾染和表现公务员队伍中的种种不良风气。这说明在一些公务机构圈内已经形成了很不好的环境和氛围。

如果我们不是用“大多数”这个模糊的统计概念来衡量我们的政务官队伍（即领导干部队伍）和事务官队伍（即一般公务员队伍），而是从细节来衡量、从与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官员和公务员的比较中、从民众的印象感受评价中、从人民的要求和事业的要求来衡量，可以说我们社会中的这两支队伍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至少从权贵意识、特权和公款消费来说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那样地注重领导干部队伍的选拔和培养，我们的社会对公务员的录用考试是那样地严格（严格到从几百名甚至几千名应试者中录取一名的程度），却又形成不了令社会和人民满意的、或者说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的政务官和事务官队伍呢？这就不能不与“宝贵财富”的观念和由此而决定的政务官和事务官队伍建设的模式相关。因为这种建设模式正如我们前述的那样， 在一个很早的时间点和过程点就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状态加以了确定（即：一个人一旦成为了领导干部也就成为了“宝贵财富”；一个人一旦被录取成为公务员，他就成为了合格的公务员。）也就排斥了需要通过时间的不断推移和过程的不断持续才能确定性质的必要性。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无论是对政务官来说，还是对事务官来说，一个人能不能胜任这样的职务和职业，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学历、知识、才能和经验。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品质、道德、精神（法制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平民精神、诚实精神、诚信精神、廉洁精神）和对利于自我的诱惑的抵御能力 （这种抵御利于自我诱惑的抵御能力既包括个人的自主性，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客观存在的制度）。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在具备了学历、知识、才能和经验的前提下，政务官和事务官个人的品质、道德、精神（法制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平民精神、诚实精神、诚信精神、廉洁精神）和对利于自我的诱惑的抵御能力更决定着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政务官和事务官队伍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