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越先生书：红旗闸

《种菜论书老寿州》

----高峰

最近两年，有事没事，总是爱往菜园里跑。这真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也许与年龄有关吧，菜地犹如寺庙教堂，可以寄托。但寿州城被黑桶似的城墙箍着，弹丸之地，寸土寸金，城中居然有开阔之地不被开发盖楼而用作种菜，何其奢侈，这又是一件让人不得其解的事。

春天的时候，我初访西园菜圃，从北大街的观巷进入，但见北山清苍一抹，城墙乌青逶迤，水泽淡然，清风鸟鸣。当然空气中也有一股不太好闻的大粪的气味，我也不能打扰菜农的劳作，只能聆听菜畦旁边溪水的浅唱和菜花上蜂蝶的轻吟，对着一株白菜长久地发呆。在一条长满蒿草的溪涧的尽关，几块条石担起了一架小桥，它几乎被茂密的草蔓遮蔽，但我还是看到了桥洞上方的一块青石上的行书碑刻：“毛主席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这是上面的一行，中间是“红旗闸”三个大字。下面一行落款为：中国共产党寿县城关永青管理区总支委员会，公元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当我完全揣摩了上面的碑文之后，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的瞳孔张大了。这一块埋没于菜圃野溪的碑石，竟是出自已故近代著名书法大家司徒越先生的手笔。

司徒越，原名孙方鲲，号剑鸣，1914—1990，安徽寿县人，晚年精研书法，擅长狂草、金文。作品以真入草，别有新意，1976年入选日本书展，名动海内外，亦擅书法理论、考古等，发表《草书獭祭篇》《关于芍陂始建时期的问题》等。王业霖先生曾说“提起司徒越，大家都说他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狂草、大篆，在我省，在我国都是独树一帜的，其实，这只是以蠡测海的皮相之说。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司徒越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他那极为活跃的思想，就如同他那翻飞连绵的狂草，绝无片刻的凝滞和僵化。冷峻的时代没有让他留下多少煌煌巨制，偏远的地域又很难使他产生声闻于天的社会效应。对这些，司徒越并不介意。”当然，不介意的先生在书写此碑的一九七二年，还没能享有名动海内外的狂草大家的书誉，且身处水深火热中。“文革”期间，先生在寿县博物馆工作。说是博物馆，其实就是一座荒芜的破庙。说是工作，其实是被“专政”的对象。“造反派”们对这位儒雅清瘦的老人没有什么明堂可搞了，却知道他的字写的好，于是就“废物利用，把出专栏、写大标语的政治任务，革命工作交给司徒越，他出的专栏，在板面形式上是第一流的，甚受青睐”（《寿县文史资料》第三辑）。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在寿州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司徒越先生头天出的专栏，第二天就被人悄悄揭走，人们看到了先生于卑微屈辱中不懈精研书艺，不经意间已显露了日后大家之像，纷纷玩起了收藏。

我为在西园菜地的发现而激动不已，我在“红旗闸”桥碑旁久久盘桓，想透过先生这笔力雄健书影，回望历史烟尘中一个已逝书者精妙的书艺和高洁的人品。不论当初司徒越先生是受人之邀或是不得不接受的“政治任务”而书写了此碑，逝去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在喧嚣的风雨岁月中被寂寥地保存了下来，它用坚硬的石质完整地保留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和一个书者的辛酸人生。它已是西园菜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菜洼里长势很旺的“黄芯乌”白菜的菜芯。

寿州本地有一种白菜，茎短，簇生厚实绿叶，包裹紧密球状菜芯，色嫩黄如明玉，民间称为“黄芯乌”。寿州人爱吃“黄芯乌”白菜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乾隆和光绪的《寿州志》上，“菘”都是摆在物产之蔬的第一位。不但如此，州人在口味上节操如一，始终保持着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执拗是和挑剔，也就是说，非本地东园西园的白菜是不买帐的。因此，有宋之城墙以来，3.65平方公里的小小城池里，人们往往南城而居，南密而北疏，住的再拥挤逼狭，也要留着城池东北和西北的两片菜畦。寿州爱吃白菜，也会种白菜，除了一代一代的菜农守着这方菜地，把个春夏秋冬的菜园经营得精巧别致，四时新鲜以外，寿州还有一位“种菜”高手，他就是民国时期大诗人、大书家张树侯先生。司徒越先生为西园菜地题写桥碑，当时得没得到菜农几斤白菜作为劳务“润格”不得而知，但因桥碑处于菜园，先生算是与种菜有了一点瓜葛。这个张树侯也是寿州了不得的人物，以书论之，正、草、隶、篆诸体皆能，又擅篆刻和碑艺，故有“铁笔”之誉。他与“种菜”发生关系，以我后来者揣摩，是因为他的《晚菘堂诗草》。菘者，白菜之雅称也，晚菘者，大概是取了《南齐书》：“初春早韭，秋末晚菘”的意思。但秋白菜不如冬白菜好吃。冬天的白菜经霜傲雪之后，有松之节操，味道正好。要不然白菜怎么叫“菘”呢。张树侯先生这也许是一种自况，有“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之意味了。这还不算，当年在繁华的都市上海，当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看到这个来自昔日皇都现已沦为穷僻之地的寿州张树侯的书论《书法真诠》时，惊叹之余，赋诗一首：

天际真人张树侯，

东西南北也应休。

苍茫射虎屠龙手，

种菜论书老寿州。

这样说来，两位大家曾经隐逸寿州并在此 “种菜论书”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了。司徒越有碑存矣，张树侯有诗为证，于右任老先生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