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考试答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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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学年度第  学期

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乐传播，必先就中华文明史上关于音乐和舞蹈的起源进行一番大致的梳理。殷商时期艺术的中心内容是神。音乐和舞蹈不仅为歌颂神灵而制，而且只是表演给神看。由殷商“神本位”到西周“人本位”的音乐舞蹈传播形式，是文明史上一个较为漫长的演进。

殷商时期，社会笼罩在神权统治之下，从贵族到平民，盛行求神问卜。殷墟考古遗址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与成千上万的甲骨相伴，可见在高度发展的殷商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矗立着一个迷信鬼神，事事问卜的精神世界。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在举行征战、田猎、降神祈雨。驱逐病疫等祭祀巫术活动时，往往借助乐舞以娱神，称为“巫舞”。殷墟甲骨文刻辞中，就有许多“巫舞”的资料。音乐舞蹈一旦被赋予传播沟通人神的的职能，无疑便会被赋予极高的社会地位。

如果说殷人是以尊鬼事神、崇尚巫术作为文化特色，那么西周时期则是以敬天安民、崇尚礼乐教化作为文化特色。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由“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过渡和转变。周朝建立之初，即致力于制作礼乐，一套繁琐的礼仪和与之配套的用乐规定应运而生。自此，礼乐传播的方式被作为维护王朝森严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工具，贵族与庶民相应于“政”、 “刑”措施。《周礼·春宫·大司乐》记载，乐队编制分别为：“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左传·隐公五年》记载乐队编制为：“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礼乐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同等级的人在使用何种乐器，选择哪些曲目，乃至于乐律乐调，演奏时间地点皆有森严的规定。“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周代礼乐传播从一开始就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但相对于殷商时期只尊奉鬼神的“巫舞”和相应的祭神音乐，周代因人而作，因人而异的礼乐规范已经是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就是说殷、周之际开始了神权统治到人本主义的过渡，礼乐文化的传播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其作用与意义实在可以在中华文明史上大书特书。

今人要从古代礼乐传播中得到启示，就应该先厘清“礼”与“乐”的关系。钱穆曾经表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 ”，“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钱穆语）“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其实质是人本关怀。《礼记》说“礼缘人情而作”，它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治理人民的前提是尊重人性。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与《中庸》“天命之谓性”之说如出一辙，人性是天赋予的自然属性，理应得到尊重。另一篇《尊德义》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人道为近。”古圣先贤欲求长治久安之道，必先尊重人性，人的喜怒哀乐需要得到合适的表达。尊重人性不代表放任人性，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用理智控制情感，“克己复礼”，此之谓也。“礼”正是理智规范情感的最佳方式，它既使人的情感得以表达，又能将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保持在合适的范围，是阴阳和谐的“至中”之道。

“乐”是传播“礼”的重要方式。“礼”描述了一种人性的理想，规矩而和谐，“乐”直击人的心灵，唤起和强化人对“礼”的追求和信仰。值得注意的是，“乐”在传播“礼”的时候，又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文化意义。“乐”是人性的体现。人知声而不知乐，则与禽兽无异。“乐”由心生，在对情感的节制上，“礼”偏重于行为，“乐”直指内心。古代“乐”还是教化工具。“乐”通乎政，上古有采风之俗，乐官四处采集各地民歌，国君观风知俗，所谓“治世之音安而乐，其政和谐；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戾；亡国之音哀而思，其民困弊。”总言之，“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内涵，绝不同于一般的音乐，而这“不一般”正是因为它蕴含了“礼”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所以将“礼”的传播研究扩展为礼乐传播研究可能更能揭示传统文化的特色。《乐记》将礼、乐、刑、政作为实现王道的四大要素相提并论，认为“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礼乐传播的广泛和深入，被古人认为是社会和谐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治上的争夺破坏了周朝的宗法礼仪制度，社会陷入混乱，孔子感叹“礼崩乐坏”。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自然会僭越使用诸侯甚至天子的礼乐。《论语》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礼乐传播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一旦被破坏，则表示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我们今天要从古代礼乐传播中得到启示，就必须明确一点，中国历史的治乱，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礼乐传播是否顺利和有效。礼乐代表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和期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维系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的工具。拉斯韦尔总结传播的三大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文化传承。礼乐传播在社会动荡变乱之时，是观察政治风向的指标，在社会稳定和谐的时候，可以作为协调维持稳定秩序的工具，礼乐传播承载着特殊的社会意义，在代际的沟通和传播中完成文化意义的传承，这是研究礼乐传播易得却很重要的启示。

礼崩乐坏无疑肇始于社会政治经济变局，然而主要服务于礼仪祭祀的雅乐文舞，内容形式日趋僵化，演变成固定刻板的形式，不能让人“极视听之娱”，恐怕也是礼乐教化无法实施的重要原因。用当代传播学术语表示，礼乐传播的式微当然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好传播“娱乐大众”的功能。一种传播方式的盛行，必然投射和反映某个特定时期的大众趣味和公众心理，每一种传播皆代表一种价值观，传播必然要负载社会政治文化意义，然而这意义通过何种方式传播，确是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曾疑惑地问孔子的学生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孟子所言“观之不似人君”的齐王更是表示所好非“先王之乐”，而是“世俗之乐”。（《孟子·梁惠王下》语）。春秋战国以娱乐为目的的民间乐舞在各国兴起，不仅市井之徒喜闻乐见，在上层社会也大行其道。世俗之乐侵入雅乐的领地，昭示音乐舞蹈从娱神到娱人，是历史的趋势。礼乐传播怎样处理教化与娱乐的关系，实在是关乎其生死存废的大问题。

礼乐传播研究不仅极具传播史意义，更包含有至为丰富和重要的文明史意义。礼乐传播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华彩之章，是因为它蕴有中国文化浓厚的“人间情怀”（韦政通语）。“礼缘人情而作”，乐自心灵而出，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本身的，情感本位的生命体验（李泽厚语）。这体验和感悟需要寻找一种真诚却节制的方式表达，礼从行为上规范，乐自心灵处引导。“礼崩乐坏”之时，定是人心发生变乱。人们不再“上法三代”美德，争权夺利，残暴乖张，社会动荡，秩序混乱。所谓礼乐传播教化与娱乐功能的平衡，其本质也是人的理智和人情感的平衡。是“以情驭智”，还是“以智驭情”，儒学将之上升为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常态，任何一种传播，皆形成于其所从属的文化形态，该文化形态的特点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传播形式对所从属文化形态忠诚与否和忠诚程度将最终决定其本身的存亡继绝。礼乐的产生和传播始于殷、周之际人本主义生发的文化语境，它处处渗有中国人对理想社会、和谐人际最原初、最真诚的思考，它顽强的生命力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3000年的忠诚。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情感本位”、“人性体验”成了科技革命中几声无力的叫喊，礼乐精神则是人本关怀的遥远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