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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卧薪尝胆》导演阐述(上)

(2007-01-22 02:22:34)
分类: 我的创作谈
历史剧《卧薪尝胆》导演阐述(上)
侯咏
 
一、创作精神
    一部艺术作品的精神取向由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历史题材的作品尤为如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卧薪尝胆》是众人熟知的吴越春秋故事,两千多年来被历代文人特别是先秦诸子反复评说。而在当代重新用电视剧再现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应该找到既有别于古人又不同于旁者的创作精神,以此确立全剧的“核”。
   我们既不能重复前人,又不能完全从当今的社会意识出发来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在接触剧本之后,我试图在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影视参考片中找到这个“核”。
  在对多部欧美历史题材影片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主要人物都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其行为的设置常常以这些简单的心理动机为基础。他们的心理动机虽然并非全然源自于正义,但大多是光明正大的,而不是狭隘的个人私利,甚至他们与对手之间的矛盾也是建立在简单的信念冲突之上。例如影片《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强烈、纯真的理想动机,其阻力来自于敌人的自卫和反抗以及部下的动摇。故事的矛盾根源不是王权的争斗,也不是财产的争夺,更没有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主人公的悲剧在于最终的战败和理想的破灭。
  再回想和比较一下我们有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尤其是当代曾热播过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许多剧情所表现的大都是主人公与小人之间的斗争,大都是以争权夺位、谋取私利为基础,其矛盾的根源都是为了个人私利而结党营私,尔虞我诈,进而引起杀戮、战争甚至改朝换代。这是中国当今历史剧常见的创作模式,在多数清宫戏中尤为如此,有些的确拍的“惊心动魄”。实际上这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种惯性思维,是自然形成的思维模式,我们往往是想当然地用今天的思维模式去 “理解”或“设计”历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卧薪尝胆》中,我希望以纯净的心态来分析吴越之间的争斗和两国内部的矛盾,客观地对待所面临的历史人物,避免用当代观念简单地划分忠臣与奸臣来图解人物。我希望全剧中所有人物都有自己明确而单纯的理想和信念,没有一个为私利而蝇营狗苟的“坏人”,他们的行为都有光明而清晰的目标,他们的理想不见得宏大但绝非物质上的小求。我希望塑造出一种春秋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人物特定的不图小利而行“大义”的精神气质,即所谓的“春秋之风”。
  纵观春秋时期的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人文风尚完全不同于现代。诸子百家,各持己见。人们的行为举止并不受制于某种固定的文化礼教,而是各自心中都有自己认定的简单而明确的信念,甚至一个被现代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信念都足以成为人一生的奋斗目标。
  比如史料中记载的宁可自刎以求个人尊严的故事不在少数。传说,一弱者哭于道旁。武士路遇,问其何故,答曰:父亲被国王所杀,苦于无力报仇,故哭。武士说我可以为你报仇,但何以能信其真?此人就将自己的头颅割下以证明其言不谬。武士提着这颗头颅最终将国王杀死,为其报了仇。另一个传说是夫差和女儿吃饭,夫差觉得好吃就将剩下的饭给女儿享用,结果女儿觉得这是对她的无礼和侮辱,于是自尽身亡。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人的信念十分简单,而且十分讲信义。这是无法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尺衡量的行为,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这种被现代人视为轻生的举动蕴含着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极度重视。我想这种执著纯粹、至真至美的人道思想正是春秋时代的风尚,或谓“春秋精神”。
  我希望本剧中都应该是这样坚持自我信念的人物,不论他们的行为怎样,哪怕是杀人也是出于执著光明的信念,并不归类于恶。恶者,乃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大搞阴谋诡计的行为,这些行为将不见于本剧中。
   历史上对春秋的时代风尚并没有明确的认知,但我们要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渗透一些创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历史剧的艺术理解。我们要树“春秋精神”作为本剧创作的灵魂而浸于全剧,甚至每个人物。也许历史学者并不认同我们的观点和这种艺术设定,也正因为这是历史剧而并非历史本身,我想这实在是不必追究的。
 
二、人物定位
  我们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诸多史料中专篇记载或偶尔提及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相信史料的真实性,那么这些人都是两千多年前确有的真实人物。虽然如此,我们剧中的人物与史料上记载的历史人物还是有所区别的。这里所作的人物分析是基于我们的剧本,并参照相应的史料记载而进行的创作性理解和艺术化定位。
  
  1、勾践:韬光养晦 以弱胜强
  正像茅盾先生所说,先秦诸子对勾践的评价都比对夫差的评价好,特别是尖锐对立的儒、墨、法三家都一致称许勾践。大体上认为勾践可以:任用贤臣、明法亲民、和齐人心、复国称霸,并且善待子民,以身作则,得民心,这些是他能够战胜吴国的根本原因。
  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
  墨子称“越王勾践”能任用贤臣,故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为“中国之贤君”。《墨子·所染》中说:“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噽。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
  荀子认为勾践能“和齐人心”,所用方法却不是正途——王道。可是,荀子却并未直斥勾践教士而用权术。
  韩非子甚多提到勾践,主要说勾践之“爱人”、“明法亲民”的练兵政策,乃以权术笼络人民,使为己效死。
  《吕氏春秋·顺民》云: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曰:“愿一与吴缴天下之衷善。令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僵,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姓名、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肢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西汉人著作《淮南子》有关吴越事件的记载基本上袭取了先秦诸子的资料。《道应训》说:“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吴王夫差)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论衡·定贤》云:“勾践欲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而民喜。自有所欲为于它而伪诱属其民,诚心不加而民亦悦。”
  由此,后人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对勾践的定论。从吴越之争最终的结果来看,他光复了越国,打败了夫差,灭了吴国,单就这一点而言,勾践无疑是最后的胜者。因此,勾践是历来公认的大英雄。至于荀子等把越王勾践抬高到齐桓、晋文之列,如就任贤而能专这一件事看来,还说得过去,但若论容人之量,则勾践远不如齐桓、晋文。对于范蠡所说勾践“不可与之共安乐”却很少提到。
  在论吴、越关系和对夫差、勾践的评价上,先秦诸子的著作比《吴越春秋》等东汉人的著作重要些。特别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说勾践如何行“仁政”,如何发展生产,而只是说他在权谋上比夫差高明而已(茅论p289)。
  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就可以灭吴,这原是伍子胥谏夫差不听后的愤慨之言。越国君臣有没有定下这样的两个十年计划,史无明文。但勾践从返国到最后灭吴,确实化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公元前四九二年返国,公元前四七三年夫差自杀,吴亡)。只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具体内容如何,《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都没有谈到。据此可以推想:勾践自耕、夫人自织的传说,在东汉时代大概还在会稽民间流传。可是正像计倪所说,这不是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这只是一种鼓励而已。
  《国语·越语》上:勾践返国后,颁布了一套法令以奖励生育:“命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者二壶酒一豚;生三人者,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公与之饩。……”这些奖励生育(提倡早婚也包括在内)、积蓄人力的方法,自先秦以来,就被认为是“十年生聚”的注解;事实上,所谓“十年生聚”,其主要点亦不过如此而已。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声,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问于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越王虑(谋)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鼃,乃为之武。从者:‘悉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越王勾践见怒鼃而式之。”
  试士入水火的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用民》。关于试怒蛙,又见《尹文子·大道上》:“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此处试怒蛙一条亦引见《北堂书钞》,文字略有异同。
  然而,当我读完剧本,进一步了解了勾践复国的始末和勾践为了复国的目的赴吴为奴、忍辱负重的行为之后,自然想到了学术界对勾践的另一种评价:勾践似乎是以一种臣服的假象迷惑了夫差,最终以阴谋取胜。这种“勾践阴谋论”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这样定位勾践这个人物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与全剧的宗旨以及历史的定论相违背。
  因此我们推翻了这种对勾践狭隘的判定,确立了勾践的人物定位:先扬再抑、前起后伏的发展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部分是监国太子到赴吴为奴。此时的勾践棱角鲜明、桀骜不驯。在吴国逼服、越朝内乱的各种尖锐矛盾面前勾践信心十足,态度强硬。第一次与吴国开战(槜李之战)侥幸取得的胜利,更强化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紧随而至的第二次战役(椒山之战)的失败迫使越国覆亡,勾践入吴为奴。人物由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程。初为奴隶时勾践精神不屈、坚定不阿。此后在与夫差的心力抗争之中,勾践逐渐领悟到这种争斗只是个人精神的角逐,于大局无补,对越国无益,于是选择了臣服。自此勾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他逐渐懂得了因势利导,随事态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开始顺应时务的发展,等待时机逐渐成熟,逐步创造复国的机会。起初,勾践复国的机会在旁人来看完全是微乎其微的,可他却将这些机会一点点积攒,隐忍三年,释放归越,而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强越为复国创造时机,最终大败吴国,取得了灭吴的终极目的。勾践是在磨练中成就了大智慧,因此勾践身上具备取得最终胜利的性格。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勾践也是有局限性的。灭吴成功使勾践成为最后的大英雄,史料所记的在勾践实现夙愿之后众臣的离散正表明了勾践失败的一面。大智者范蠡深知越王勾践长颈鸟喙之为人,在其成功灭吴之后,范蠡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在离去前他告诫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体现了他对勾践的人格局限清醒的认识。但是像文仲、石买、苦成等曾与勾践生死与共、为越国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最后都难逃噩运,均被勾践赐死,甚至勾践夫人雅鱼也离勾践而去。
  我们设想,某天,勾践在灭吴大胜而归,回到越王大殿之后,兴奋之中无意脱口喊出苦成的名字时,空灵的回声才使他意识到身边已不再有曾经伴随他一生的下属了。空荡荡的大殿提醒他,文仲已在昨天被他赐死。他环顾四周,阔大空荡的越王大殿内凝固了勾践孤单的身影。这是想象中的勾践最后的结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本剧的结局,因为这不应该是英雄剧的结局。
  “正是为了对勾践这个人物有更深层的表述,勾践的复国与最后的称霸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转眼一瞬,之后春秋五霸的局面很快就消失遗尽,战国时期很快就到来了(茅论p275)。”
  
  2、夫差:一事失误毁一世英名
  历史上对夫差的评价有多种观点。先秦诸子大都是将他作为勾践的对立面而结论的,有的把伍子胥不被夫差信任作为吴国灭亡的原因。
  荀子把夫差贬为闇君,即昏君。《臣道篇》之《君子篇》说:“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宥坐篇》却以孔子阨于陈蔡之间答子路问,据子胥被杀来说明“知者”未必见用,“谏者”未必见用,而归结于“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韩非子也评价:“夫差智太宰噽而愚子胥,故灭于越。”可见基本上对夫差都是否定的态度。
  吴国与越国的情况不同在于吴国内部的混乱,伍子胥与伯噽的矛盾一直伴随夫差为王的时期。夫差属于一事失误毁一世英名的小英雄,虽然他在很多事上体现出他的仁义之心和英雄气概。当然,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夫差最终被勾践所灭,他的一世英名即因此而最终被抹杀,不能以大英雄而入史册。茅盾在分析吴越之争的历史人物时说:“荀子书中常常提到夫差、子胥,他对子胥的评价,只是‘下忠’,而他数夫差之罪也不过不用子胥而已。但是,责夫差不听子胥的忠谏,而以一‘闇’字作结论,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
  就吴越相争而言,夫差不听伍子胥“先灭越国而后北上争霸”之言,也许可以说是失算,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灭越绝后顾之忧,与存越示诸候(小国)以信义,两者得失,固未易一言而定。夫差如要争霸中原则灭越,虽能绝后顾之忧,但将使鲁、卫、宋等小国疑惧,对于他孤立齐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利的。
  《左传》:“吴打算与鲁、卫、宋三个小国结盟以孤立齐国,鲁、卫、宋惧吴之强,不敢不来会,但三国都怕承担义务,也不敢得罪齐国,所以都设法推托,不与吴盟,但他们三国反倒借此机会私下订结了互助对吴的盟约。当时吴国大概不知道三国私盟之事,但对于鲁、卫、宋等小国的观望态度应是早已了然的,所以伯嚭的存越以示信义而使小国安心的政策,不但不是完全没有理由而且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明智的。这个插曲,也足以说明吴国当时的处境利于存越而取信于小国,然后能北向争霸。
  先秦诸子也有看透了此点的,如《墨子·非攻中》、《韩非子·喻老》以及《战国策·韩策》之《或谓韩王》章的“攻心、攻形”的说法,都不把伯嚭见用、伍员见疑作为吴夫差覆亡的决定因素。
  关键问题在于夫差如要争霸中原就应当从发展经济(吴国的经济在那时比齐、鲁、晋等国落后)充实国力入手,而不应该从事于军事冒险。否则,虽先灭越,吴国最后仍然会失败——不亡于越,将亡于楚,正如后来越虽并吞吴国,仍然为楚所灭一样。这一点,无论伍子胥或伯嚭,都没有看到;范蠡、文种却是看到了,故有灭吴七策(或九策)如《史记》及《吴越春秋》所记。
  恒宽《盐铁论·非鞅第七》:“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这里已把越勾践、吴夫差放在同一水平上。也就是说,夫差和勾践同样是胜而骄、骄而背恩德的人。
  茅盾先生还指出:“就先秦诸子的议论看来,好像夫差是个愚而自用的人(但先秦诸子只攻击他任用伯噽这一点,并没举出其他具体的暴戾昏庸的事实);但是,也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他不是愚而自用的人:
  一:槜李战败,阖闾因伤而死,夫差新立,颇亦发愤图强,使人立寝门,在夫差出入时必呼曰:夫差,尔忘杀父之仇乎?以自警惕。这个方法,勾践自吴返国后也曾效法过。
  二:黄池之会,吴与晋争为盟主,相持不下,而夫差得谍报,勾践引兵袭吴都,太子友战败被俘。夫差立即杀谍报者七人,封锁了这个于己不利的消息。
  《左传》记夫差杀谍报七人,而无夫差整饬军容、对晋加压力这番措施。这样的应变之才,似非昏庸者所能。
  《晏子春秋》所描写的吴夫差也不是昏庸之流,亦未见残暴。
  《左传》哀公二十年记载,夫差当时的处境与心情描写得十分生动;从这时的夫差的言行看来,他不是个昏庸的人。
  夫差被围一年后,请与越议和,勾践不许。《左传》、《国语》都记此事。
  《史记》无夫差请和事,只说“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主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次!’遂自刭死。”
  《晏子春秋·外篇》中载,夫差对晏婴的顾盼招徕之意,说明夫差时时打算把有本领的人收罗在自己身边。再从夫差在黄池之会的从容应付、度过危机的事实来看,夫差还不失为精明能干的人,因而他之任用伯噽,和其他昏庸之主的偏信佞臣,不可一概而论。伯噽也不是易牙、竖貂一类,虽然他贪污大概是真的。
  因此在本剧中,我不愿把夫差塑造成一个昏庸暴君,虽然他最终是一个失败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应是一个胜者、一个强者、一个知情重义的君王。
  越国以弱胜强,这是《卧薪尝胆》故事的一个主要线索,是故事的核心所在。强就是指夫差控制下的吴国,若无强吴又如何体现得出勾践复国的艰辛呢。另外,夫差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初登场时他还不是太子,有着特别狂傲的气质。但为王以后,他成了一个讲礼仪、重道义的王者,凡事按照纲礼去做。在对待越国以及对待勾践的问题上,不灭越国不杀勾践是有其个人原因的。首先,正是夫差的知情重义制约了他的行为而被勾践臣服的假象所蒙蔽,最终养虎为患;其次,勾践心理上的一再抗衡得到了夫差的赏识,加之夫差过度的自信,使他得意于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在这种反复折磨直到对手最后心服口服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在夫差看来,杀一个人容易,但杀一个人的心则不易,他一定要让勾践真正的臣服。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夫差这一决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非纯粹的义气。
  夫差又有很大的野心,欲与当时较强盛的晋齐等国争霸中原。在这个问题上,夫差也是要利用外交政治来争取鲁国等小国的支持。当时晋国与齐国国力强大,经常欺负周边的小国。鲁国与齐国有矛盾,于是就来求吴国帮助他们攻打齐国。还有几个小国也都因此希望得到吴国的帮助。吴国就利用这些矛盾,找机会来攻击齐国和晋国。因此为得到这些小国的信任就不能够灭越,这是吴国的外交战略。
  夫差的一事失误就是指没有足够注意勾践,让越国在其身后悄悄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吴国的劲敌。直到与齐晋会盟黄池、称霸大功即将告成、突然吴遭越袭、太子友守城被杀之时,夫差方觉被釜底抽薪。在这件事上伍子胥是始终如一的坚持己见,一再要求夫差杀勾践灭越国,铲除后顾之忧而后再争霸中原。但是夫差始终没有听他的谏言,并将其赐死。伍子胥见自己气数已近,在自杀前嘱托将自己的头颅挂在城门上,要让他的眼睛看着越国攻占吴国的情景。很多年以后,事实果真被子胥冥言说中:越国攻占了吴国都城,夫差被俘押往囚地时自同一座城门经过,并于其下自尽。
  在另一件事情上史书也记载了夫差与伍子胥之间的分歧。《吕氏春秋·长攻》云:越国大饥,王(勾践)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才经,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籴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
  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面攻之,固其数术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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