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Abbas和Saima身上得到的启示是一样的：在许多贫困的国家，最有价值的未开发的资源并不是油田和金脉，而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从来没有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力量的妇女和女孩。一旦受到教育和被给与启动事业的帮助，这些贫困的妇女就可以挣钱支持她们的国家和家庭。她们也许代表的是战胜全球贫困的最好的希望。
在东亚，从我们多年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已经从深入的社会变革中受益。在象南韩、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曾经对经济的贡献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农村女孩接受了教育，被给与了自主权到城市的工厂里工作。这大大增强了正式的劳动力，而且因为她们通常会推后生育的年龄，从而使国家也从人口统计的意义上得到了益处。在上世纪90年代，据我们估计，在中国沿海的流水线上，大约80%的员工是女性。在东亚的生产带上的女性比例至少是70%。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就像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一样。但是农村妇女能挣到钱，寄回家，有时甚至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她们学到了新的技能，提高了地位。西方人遇到血汗工厂看到的是剥削。不错，许多这些作坊正像批评文章上写的一样。然而有的时候，人们说在那些贫困的国家，比在血汗工厂被剥削更糟的事就是不能在血汗工厂里被剥削。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些低工资的工作使妇女更多的受益。因为这些工作不需要蛮力；女人的灵巧使她们比男人更有优势。这区别于干农活儿或建筑工地的工作，以及其它一些贫穷国家可以提供的工作。不论听上去多么奇怪，亚洲的血汗工厂确实使妇女们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一百年前，中国有许多妇女还在裹脚。今天，尽管性别歧视和不平等以及（性）骚扰依旧存在，但文化有了改变。我们发现在大城市，中国的男人通常要比一般的美国男人做更多的家务。而且居住在城市的父母不仅对有个独生女儿表现的很高兴，而且有时甚至更喜欢女儿，因为他们相信从照顾老人的角度上看，女儿比儿子更好。
为什么小额贷款组织通常把他们的援助给与妇女呢？为什么当女人加入劳动大军给家里带来固定收入的时候，人人都受益呢？一个原因牵扯到一个关于全球贫困的肮脏的小秘密：一些最不幸的痛苦并非来自于收入低，而是来自于穷人不明智的花销，尤其是男人的花销。这样的事件出现的频率出人意料的高：当我们发现一位母亲在哀悼一个得了疟疾而死的孩子，是因为没有钱买5美元的蚊帐的时候，她确确实实没有钱买蚊帐，可是父亲就在旁边的酒吧里。他一个星期泡三次吧，每星期花5美元。
从我们进行的采访和研读的可获取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世界上最穷的家庭花在酒精、嫖妓、糖果、含糖饮料和大吃大喝上的钱（平均为他们收入的20%）大约是他们花在教育孩子（2%）上的10倍。如果这些穷困的家庭能在孩子教育上花和买啤酒和招妓一样多的钱的话，那么贫穷的国家的景象将有一个质的飞跃。女孩，鉴于她们是被留在家里不让去上学的孩子，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此外，这样重新分配家庭开支相当于把钱更多的交到妇女的手中。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当女人持有财产或挣工资的时候，家里的钱会更多的花在营养、医药和住房上，从而孩子们会更健康。
在象牙海岸，有一项研究计划是考察男人和女人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的不同作物：男人种咖啡、可可和菠萝；女人种车前草、香蕉、椰子和蔬菜。有的年景“男人的作物”收成好，男人有大量的现金，而有的年景是女人比较挣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钱是共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Esther
Duflo还是发现当男人的作物兴旺的时候，家里把更多的钱花在酒精和烟草上，而当女人的收成好的时候，家里把更多的钱花在食物上。Duflo说：“当女人行使更多的权力的时候，孩子的健康和营养得到了改善。”
这样的研究有很具体的指导意义：比如援助国应该提醒贫困国家调整法律使妻子能在丈夫去世后继承财产而不是丈夫的兄弟。政府应该使妇女更方便的持有财产和银行账户（世界上仅有1%的地主是妇女）。应该让微型贷款组织更容易的开设银行使妇女可以储蓄。
当然，人们会问：让妇女有更多的权力是好事，但能有效的做到吗？外国援助真的有用吗？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有力的阐述了仅仅向穷国运钱是无济于事的。一些非洲人，包括《僵死的救济》一书的作者Dambisa
Moyo讲了同样的观点。批评界意识到对一个国家的援助金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相关性。坦诚的说，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帮助一个人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援助试验常常走样，或者微小的成功难以被复制和推广。但是无论是从闲谈中还是从统计数据中，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援助是非常奏效的证据。接种疫苗和其它的医疗卫生措施使每年在五岁前死亡的儿童人数从1960年的2千万降低到了今天的1千万。
总体来讲，致力于健康卫生、教育和微型贷款的援助是最有效的（尽管微型贷款在非洲不如在亚洲成功）。在每一个案例里，都能看到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援助明显的更为有效。如果制定政策的书呆子们做了算术，就会发现这些投资都是有净经济回报的。虽然今天只有一小部分的援助是特别针对妇女和女孩，但是越来越多的捐助者认识到他们的钱投在什么地方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开始显示出对妇女和女孩所代表的资源的关注。Larry Summers
在做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曾经写到：“投资女孩的教育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可行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私募的援助组织也转换了方向。Hunger计划宣布说“妇女是结束非洲饥饿的钥匙。”世界发展中心发布了一项重要报告解释“为什么和怎样吧女孩和妇女放到发展的中心。”CARE把妇女和女孩作为他们对抗贫苦的努力的中心部分。高盛公司在一份2008年的报告中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教育女孩来提高经济方面的表现，其中有这样的总结：“性别歧视损害经济的增长。”
比尔.盖茨回忆有一次被邀请到沙特阿拉伯进行演讲。他发现自己面对一群分裂的听众：五分之四是男人，在左边；剩下的五分之一是女人，都蒙在黑色的斗篷和面纱里，在右边。之间有分隔物把他们分成两组。在将近结束的问答单元中，一名听众说沙特阿拉伯的目标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10大科技强国之一，这是否能够实现。盖茨说：“如果你们不能充分利用国家的另一半人才，你们就不可能很接近前10名。”在右边的少数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政策制定者也收到了同样的信息。奥巴马总统任命了一个新的白宫法律顾问专门负责妇女和女孩问题。也许他的这个思想是被他母亲灌输的。当她在印度尼西亚做扶贫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给妇女微型贷款的先驱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白宫法律顾问的一员，她指定了才华横溢的活动家Mellanne
Vereer来领导新的国务院世界妇女问题办公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让参议院Barbara
Boxer管理专门负责妇女问题的子委员会。
而另一个要教育和授与妇女权利的原因是更多的女性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会消弱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人们早已知道引起动乱和暴力的一个危险因素是年轻人占到国家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现在看起来，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但可能是因为当女性被边缘化之后，整个民族呈现出有如在军营或者在高中男生更衣室那种充满雄性荷尔蒙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国际安全专家们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如何能提高象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的女孩们的教育水平的部分原因。包括将军们从《三杯茶》的作者Greg
Mortenson处听取汇报。他在这本畅销书中写到了建立女子学校。事实上，一些学者称他们相信穆斯林国家不成比例的饱受恐怖主义的折磨，并不是因为伊斯兰关于异教徒和暴力的教义，而是因为女性受教育和参与生产劳动程度低的原因。
那么由帮助妇女来对抗贫困的计划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会首先想到让女孩们受教育——这不仅仅是建学校那么简单。我们有其它带有创新性的方法。哈佛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在肯尼亚做了一个调查 ，研究
6种不同提高教学成绩的方法，从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到儿童助学计划。提高学生成绩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奖给进入班里前十五名的六年级女生19美元，以资助她们七、八年级的学业（并伴有在全体同学面前的荣誉认证）。男孩子们的成绩也提高了，很显然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女孩子们的压力或者不想忍受被拉在后面的尴尬。
另一项在肯尼亚的研究发现，每18个月给女孩子一套6美元的校服能大大降低辍学率和怀孕率。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廉价的方法能帮助女生留在高中是帮助她们处理月经。因为害怕渗漏和污渍的尴尬，女孩们有时选择经期的时候留在家里。缺课使她们落后，最终导致退学。援助工作者尝试着提供给非洲女孩们卫生巾和可以更换卫生巾的洗手间。“女性教育运动”是一个投身于使更多的女孩能在非洲上学的组织。他们就在帮助女孩解决月经的问题。“可持续健康企业”是另一个新组织，也在作同样的努力。
而奥巴马总统可能还可以考虑其它两个建议。我们推荐联合国出资，通过帮助一些国家碘化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碘缺乏症。发展中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得不到足够的碘，因而导致在胚胎阶段的大脑发育受损。由于尚不太清楚的原因，这对女婴的影响更大，通常使孩子的智商减少10－15个IQ点。哈佛大学的Erica
Field的研究表明，那些被供应了碘的妇女所生的女儿在学校里的表现明显优异。其它研究也显示碘化盐所带来的益处是它的成本的九倍。
我们还向美国政府推荐宣布一项为期12年花费16亿美元的根除阴道瘘的计划。阴道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遭受的最痛苦的折磨之一，是在难产中在身体内部产生的一个洞，使这个妇女失禁、气味难闻，变残疾。村子里的人都会回避她。但是这种病只要花几百美元就能被治愈。世界瘘病基金会主席Lewis
Wall医生和人权问题的宣传者Michael
Horowitz起草了一个非常实际而且是建立在被证实了方法上的12年计划。瘘病是可以被预防和治愈的证据来自贫瘠的索马里兰。一个非凡的名叫Edna
Adan的护士兼接产士建立了她自己的妇产医院，救治了她身边的许多妇女。她是索马里的前第一夫人，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
她用自己的积蓄建造了医院，又得到了一群来自美国自称为“Edna妇产医院的朋友的”仰慕者的支持。
对于如何支配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人们总会有正常的担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教育、碘化盐和妇女卫生都有成功的案例。而且所需资金数目非常有限：我们计划中的三个项目加在一起仅和美国在9.11后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数目相当。然而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为巴基斯坦或美国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
许多援助组织出于实际的考虑，开始越来越多的重视妇女。其中之一便是Heifer
International—一个总部设在阿肯色州的慈善组织，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组织给贫困国家的农民们提供奶牛、山羊和鸡。1992年社会活动家Jo
Luck出任Heifer的主席。她到非洲旅行的时候，有一天和一群妇女坐在津巴布韦的一个小村子里的地上。其中有一个就是Eererai
Trent.
Tererai是一个长脸高颧骨的女人，面色浅棕，高高的额头，梳着扎的紧紧的小辫子。和世界上很多妇女一样，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也没有出生证。小时候，Tererai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一半是因为她是个女孩，要做家务。她放牛、照看弟妹。她父亲总说，让咱们儿子去上学吧，因为他们将来是养家糊口的人。Tereri的兄弟Tinashe被逼着去上学，但毫无兴趣。Tereri恳求被允许去上学却没有被批准。Tinashe每天下午把课本带回家以后，Tererai就专心阅读，自学读写。很快的，她就能每天替Tinashe做功课了。老师越来越奇怪，因为Tinashe在教室里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交上来的作业却很优秀。最后老师注意到了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的笔迹不同，于是打得Tinashe终于说了实话。老师找到了他们的父亲，告诉他Tererai是个神童，恳请让她去上学。经过一番争执，父亲同意让Tererai上几个学期，但还是在她11岁的时候就把她嫁人了。Tererai的丈夫禁止她上学，憎恨她有文化。一见到她试着读一片旧报纸就对她一顿毒打。事实上，他还因为许多其它的事情打她。她恨自己的婚姻，却无处可逃。“如果你身为一个女人，又没有受过教育，还能怎样呢？”她问。
当Jo
Luck到来和Tererai和村子里其她的女孩交谈的时候,Luck一直坚持告诉她们，事情可以不是这样的。她反复说她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重复使用“做的成”这个词。女人们注意到这个反复出现的词并要求翻译解释“做的成”的具体含义。这给了Luck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她通过翻译问这些女人。Tererai和其她人对这个问题很困惑，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过希望。但是Luck极力的推动她们去考虑自己的梦想。不情愿的，她们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Tererai用害羞的声音说希望能受教育。Luck扑过去告诉她：她能做到。她应该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然后有系统的去做。当Luck和四周的人离去以后，Tererai开始一边抚养5个孩子，一边背着丈夫自学。在朋友的帮助下，非常费力的，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是第一个目标。她又加上她要读大学，读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所有这些对一个只受过一年正规教育的津巴布韦的已经结了婚的放牛女来说，完全是一个精致而又荒诞的梦。但是Terera拿着这张纸，叠好，外面包了三层塑料纸，放进一个铁罐里。她把罐子埋在自己放牛的地方的一块大石头下面。
之后Tererai上了函授学校并且开始攒钱。她的自信心随着学习而增长。她成为Heifer在当地的组织人。她卓越的学习成绩令所有人吃惊。Heifer援助的工作者鼓励她考虑去美国学习。1998年的一天，她收到了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些邻居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把精力放在教育儿女上，而不是她自己。Tererai回答说：“我自己都没有受过教育，根本就没法谈教育孩子。我只有教育了我自己才能教育我的孩子。”于是她爬上一架飞机飞到美国了。在阿肯色，她在Heifer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用半天时间读硕士学位。她得到了文学硕士后，返回了自己的村子。在拥抱了母亲和姐妹之后，她把那只铁罐挖出来，察看自己的下一个目标。现在她正在密西根大学读博士学位。Tererai已经完成了她的课程，正在写关于非洲艾滋病援助项目的论文。她将会成为非洲经济生产的财富，成为一位在对抗艾滋病的战役中有影响的人物。等她拿到博士学位，她还会回到自己的村子，在拥抱了她所爱的人之后，到田地里再一次挖出那只铁罐。
关于外国援助有很多比喻。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愿意把援助想成是某种润滑油：几滴滴在发展中国家的轴承上的油就能让齿轮再一次自由的转动起来。这正是Tererai依靠的那种帮助：在最需要的时候的那么一点点，可能只不过就是重视她这样的妇女一点点罢了。现在Tererai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由的滑翔，真正能顶起半边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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