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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圣战(一)(2009-11-09 20:11:55)
译者注:这是一篇2009年8月23号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作者的观点和态度有明显的“美国”烙印“,写作技巧也不高超,但还是有一些有趣的、能引发人思考的事实和想法,所以译来与大家共享.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3/magazine/23Women-t.html?em
十九世纪最为重要的道德挑战是奴隶制;二十世纪是集权主义;而到本世纪,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无数妇女和女孩遭受到的野蛮待遇:性走私贸易,硫酸袭击,火刑处死新娘,群体强奸。

然而如果说,阻止在落后国家里的妇女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认识到她们从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的意义上所代表的机遇则是更为重要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一句来自中国的话,其实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女孩受不到教育;妇女被边缘化,而且正是这些国家不成比例的陷入了贫困的泥潭,遭到原教旨主义和动乱的蹂躏,这并不是一种意外。有一种认知正在逐渐加强:从世界银行到美国军队的Joint Chiefs of Staff,每一个愿意捐助象CARE这样的机构的组织都意识到,关注妇女和女孩是对抗全球贫困和极端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援助直接针对妇女。世界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事实面前觉醒:妇女和女孩不是问题;她们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能观察这种性别点金术的地方之一就在巴基斯坦的一条泥泞的小巷里。在壮丽的拉合尔老城外的一个贫民窟里,一个叫Saima Muhammad的女人曾经天天以泪洗面。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粗粗的黑头发塞在头巾下面。Saima曾经连一个卢比都没有。而且她那无能的丈夫失业在家,又完全不像能找到工作的样子,既焦虑又生气,只好靠每天下午打Saima来熬日子。他们的家几乎毁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Saima只好把年幼的女儿送去给阿姨抚养。“我的小姑子嘲笑我说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 在Nick 两年前去巴基斯旦碰到她时,Saima回忆说。“我的丈夫打我。我丈夫的兄弟也打我。我的生活糟透了。”Saima的丈夫渐渐欠下了3000美元的债。看起来这些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了。这时Saima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而且又是个女孩。她的婆婆Sharifa Bibi是一个严厉直接的女人,她增大了赌注。 “她生不了男孩了,”Sharifa当着Saima的面和Saima的丈夫说,“所以你应当再结婚,娶第二个老婆。”Saima崩溃了,哭着跑了出去。再娶一房妻子意味着只能剩下更少的钱来抚养和教育孩子。而且Saima自己也会在家庭里被边缘化,象一只旧袜子一样被丢开。接下来的很多天,Saima茫然的走来走去,眼睛红红的,任何一点儿小事都能让她崩溃,神经质的流泪。就是在这个时候,Saima参加了Kashf基金会—一个巴基斯坦微型资金贷款组织,专门小额贷款给贫困的妇女用于启动她们自己的生意。Kashf是一个典型的微型资金贷款组织:那就是它几乎只借钱给妇女,25个人一组。妇女们相互担保,每两个星期聚会一次,分期还款,并且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家庭计划或者如何让女孩子上学。一个巴基斯坦妇女没有丈夫的许可,通常是不能离开家的,但是丈夫们容忍了这些聚会,因为女人们回家的时侯往往能带回现金和投资的主意。Saima借了65美元,买了一些珠子和布料。她把这些材料变成了美丽的刺绣并且卖给了拉合尔城里的商人们。她用盈利买了更多的珠子和布料。很快的,她做刺绣生意有了稳定的收入,成了家里唯一有稳定收入的人。Saima把大女儿从阿姨家接回来,并且开始偿还丈夫的债务。当商人的需求超过了Saima的生产能力的时候,她开始雇用周围的邻居来帮忙。最终30多家人开始为她工作,包括她的丈夫。“在我的领导下,”她解释说,眼睛里闪着光。Saima成了街区里的大人物。她还清了丈夫所有的债务,送女儿去上学,翻新了房子,接上了自来水,买了电视。“现在大家都来问我借钱了。包括那些以前批评过我的人们,” Saima满足的笑着说,“那些以前骂我的孩子们现在也跑到我家来看电视了。”
今天,Saima丰满了一些,带着金鼻环,双手上还带着好几个戒指和手镯。她透着自信,给我们展示她的家,工作的地方,炫耀着电视机,新修的管道系统。她甚至根本都不假装服从于她的丈夫。他大多数时间游手好闲,有时帮帮忙,但是要听妻子的吩咐。总的来说,他现在对女性更重视了:Saima生了第三个孩子,又是个女孩,但现在这不是一个问题了。“女孩和男孩一样好。”他解释说。Saima的发迹改变了家里对教育的看法。她计划让三个女孩都上高中,甚至是大学。她请来私人教师帮助她们提高成绩。她的大女儿Javaria是班里的第一名。我们问Javaria她长大想做什么,猜想她可能会说医生或者律师。Javaria歪着头说:“我喜欢做刺绣。”谈到她的丈夫,Saima说:“我们现在的关系不错。”她又解释道:“我们也打架,但他对我很好。”那么能给他生儿子的第二个妻子呢?Saima吃吃的笑了。“现在没有人再提这事儿了。”
她的婆婆Sharifa Bibi在我们问及她是否想让儿子再娶一房太太以便给他生个儿子的时候,看上去非常震惊。“不,不,”她说,“Saima给家里做了这么多。。。她在我们头上搭了房顶,在餐桌上摆上了食物。”Sharifa甚至允许Saima基本上不被她丈夫打骂。“一个女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不然,她的丈夫就有权利打她,” Sharifa说,“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比她丈夫挣的多,丈夫就很难管教她。”
我们从Saima这样的故事中看到了什么呢?传统上,妇女地位被看作是一个“软问题”,值得讨论,但不足为道。我们最初反思这个观念是从我们的记者工作开始的。我们更喜欢把精神集中在“严肃”的国际问题上,比如贸易争端或者军备竞赛。我们的觉醒是从中国开始的。
1988年我们结婚后,搬到北京去做纽约时报的联络员。七个月后我们发现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边看着部队用自动化武器向亲民主的抗议者们开火。这场屠杀剥夺了400到800人的生命,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令人痛苦不安的屠杀场面不停在报纸的头版和电视的荧幕上出现。然而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我们接触到了一份没有署名、但非常详尽的人口统计调查。这份调查勾勒出一个剥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在中国,每年有3万9千个女婴死亡,因为她们的父母不能给与她们和男孩同等的医疗措施和关心。而该统计仅限于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也就是说每星期非必要死亡的女婴就和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一样多。那些中国女孩从来没有在新闻中占有哪怕一英寸的版面。于是我们开始在思考我们的新闻优先顺序是不是有偏差了。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其它国家里。在印度,几乎每两小时就会发生一起“火刑烧死新娘”的事件。其目的是惩罚嫁妆不够的女人或除去她以便让男人再娶。但是这些很少构成新闻。如果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被逮捕,我们就会立刻写头版报道。当十万个女孩被绑架送到低等妓院里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认为那是新闻。
热情四射的、赢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Amartya Sen,研究出了一个测量性别不平衡的方法,从而有力的提醒我们这意味着什么。1990年Sen在纽约书评的一篇经典的随笔里写道“超过一百万的妇女失踪了”,从而激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Sen发现在正常的环境里,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所以世界上应该女人比男人多才对。然而在女孩的地位严重的不平等的地方,她们消失了。中国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07:100(新生婴儿的比例更加失调)。印度是108。从性别比例来推断,今天全球缺失了将近1。07亿的女性。后续的调查计算出的数字稍有不同。考虑到这些差异,得出的“失踪妇女”的人数应该在0.6亿到1.07亿之间。
女孩消失的一部分原因是她们得不到和男孩同等的健康照顾和食物。比如在印度,女孩比男孩更难有机会得到疫苗。只有在病的更重的时候才会被送到医院里。其结果就是在1到5岁之间,女孩的死亡的几率比男孩高50%。另外,超声波仪器可以让孕妇知道胚胎的性别。如果是女胎,可以堕胎。关于虐待女孩的全球性统计正在趋于麻木。就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女孩和妇女,比二十世纪以来所有在战场上牺牲的男人都要多。这场“性别屠杀”的受害者的人数远远高于二十世纪以来所有在种族灭绝中被屠杀的人的人数。
而对于活着的妇女,对她们的虐待有时是令人发指的野蛮。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报道,“性别歧视”一词可能令人联想到的是同工不同酬,得不到足够资助的运动队或者是老板不受欢迎的触碰。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数百万计的妇女和女孩在真正意义上被当作奴隶。虽然很难得到一个精确的数字,据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任何一个时刻,有1.23亿的人在被强迫从事各式各样的劳动,其中包括性服务。联合国的报告显示,仅在亚洲就有一百万儿童在从事性交易,而且和奴隶没有什么分别。女孩和妇女被锁在窑子里,如果反抗就会挨打,被喂给仅供生存的食物,通常还被强迫服用镇静药物,甚至诱使成瘾。印度可能拥有比其它国家更多的现代奴隶。
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的另一个巨大的负担是在生产时死亡。全球大约每分钟都一个女人在生产的时候死去。在西非的尼日尔,一名妇女死于生产时的可能是七分之一。(然而这些统计数字都是不可靠的,因为生产死亡率根本就不被认为是值得搜集的数据。)即使在修建了那么多崭新的摩天大楼的印度,妇女生产的死亡率仍有1/70。而在美国只有1/4800;在爱尔兰只有1/47600。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救治贫穷国家的妇女,而仅仅是因为在非洲在亚洲,那些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从来没有受到她们自己国家或援助国的重视。
ABASS BE是一位印度海德巴拉市的少女。她有着巧克力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雪白的牙齿,还有非常可爱的笑容,这使她具备了更高的市场价值。由于家境窘困,她刚满14岁就被安排到首都新德里去做女佣。然而事实上,她却被锁在妓院里,被板球棒殴打,被轮奸,被勒令去接客。在她到达的第三天,Abbas和其她70名妓院里的少女被强制聚集在一起看皮条客怎样惩戒一个打了客人的女孩。惹了麻烦的女孩被剥光了衣服,捆住四肢,被取笑侮辱,被野蛮的殴打,最后被刺中腹部,眼睁睁的在Abbas和其她女孩面前流血而死。Abbas从来没有被付过工钱。任何一点不满的迹象都会导致一场毒打,甚至更惨。她还见到另外两个女孩因为抵抗,被妓院的经理杀害了。最终,Abbas被警察解救出来送回海德巴拉,在Prajwala安了家。Prajwala是一个组织,专门安置被从妓院营救出来的女孩,并教给她们新的技能。Abbas正在学习成为一个装订工。同时她也给其她的女孩讲如何避免被拐卖。作为一个有技术的装订工,Abbas已经能够维持像样的生活,还能帮助让妹妹们上学。受了教育,她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拐卖了。Abbas从一个奴隶成为了一个生产者,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供养自己的家庭做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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