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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谈诗-诗歌的限制:标杆法、词的配称和口语叙事(1)

(2007-11-15 11:07:58)
分类: 评论
 

诗歌的限制:标杆法、词的配称和口语叙事

 

     赵卡

 

能够满足阅读期待的诗篇不可能是自由的,必然被有所限制。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昌耀后期的《哈拉库图》是对前期《慈航》的限制,西川后期的经典《鹰的话语》是对前期的经典《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限制,而余怒却以众多的光彩夺目的短诗限制了他的长诗经典《猛兽》,伊沙的口语诗限制了几乎全部依靠口语写作的口语诗人;但更为深刻的是,我们看到诗歌的限制更多表现在外部,即原创性写作对运营性写作的强大限制。

事实上,有所限制的诗歌基本遵循了这样一条法则:对照强力诗人,体检自身不足,作出仿效改进,这种即时性策略我称之为麦肯锡式“标杆法”写作。“标杆法”写作的明显好处是诗艺可能不断精进,但“标杆法”写作存在的最大缺陷却是永远不可能产生一首具有独立意义的诗篇,这也是自朦胧诗发轫以来汉语诗歌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

 

“标杆法”写作案例纲要

 

海子的抒情诗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随之海子被神话为标杆,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成为了一个飞词,被众多“标杆法”者移走、借用、置换,终泛滥成“诗歌报诗体”。在此之前是朦胧诗人,朦胧诗人之前是艾青、何其方,再往前则是郭沫若,抒情诗标杆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明显标志。但“诗歌报诗体”于海子却是个天大的误会,这种运营性策略的无效写作一度被伊沙痛斥为“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

当于坚、韩东以口语的革命性诗歌文本匆忙亮相便急速淡出后,现代性口语诗的真正集大成者无可争议地当推诗人伊沙。伊沙的文本可以说代表了当前口语诗歌的最高成就:精确的批判精神和广义的娱乐观赏性。

一开始伊沙的诗即有针对性-对海子飞词泛滥的不屑和对学院派装腔作势的警惕。《饿死诗人》、《车过黄河》堪称是这一时期的有针对性的精确批判文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沙几乎是以一个人的力量阻止了几成滥觞的浪漫主义运营性无效写作,如梦方醒的汉语诗人才发现了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留给欧洲乃至人类的不仅仅是“小说”这一遗产,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小说中“小说的”伟大的喜剧精神。现代汉语诗歌自食指、北岛始便背负了悲悯的人道主义和悲壮的英雄意识,“第三代”是突然哗变,缺乏真正喜剧精神的汉语诗歌始终气喘吁吁,于坚不能、韩东不能,而伊沙则使汉语诗歌第一次拥有了广义的娱乐观赏性,这也是从此使他备受争议的地方。伊沙对海子飞词泛滥的不屑和批判始料不及的结果却是谶语式的:伊沙不可避免也被树成了标杆。

不过伊沙却是被误会和曲解最深的,后来者更极端的肉体叙事解构策略表面上是向伊沙致敬的文本,实则对伊沙无不是讽喻性的运营。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沙的口语诗限制了几乎全部依靠口语写作的口语诗人。用精确的批判精神和广义的娱乐观赏性限制后来者的肉体叙事的粗俗和无聊叙事的无效,这就是伊沙作为一个负责任诗人的起码作为,这为他赢得了即使是有争议的或有限的尊敬。

当余怒以他决绝的先锋姿态亮相诗坛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余怒体也成为了一种标杆。余怒也是对积习难改的“学院派”和“口语流”两种诗歌范式的深度厌倦而作出的反应,其重要性如于坚所确认的“九十年代的诗歌神经”。相比于“口语流”和“学院派”,余怒的写作更接近于本真性-身体诗学的启蒙。余怒的短诗几乎篇篇经典,而以《猛兽》为代表的长诗却被按图索骥者求证、钩玄索要者求解、知识考古者诟病、口语诗人漫骂。余怒的身体诗学写作意义于汉语诗歌来说主要是区隔:教科书范例、朋党式歌颂、海子式农业抒情、学院派矫情和口语流粗鄙。被理性包裹、被宗教戕害、被革命肢解、被商品消费的身体第一次被余怒以诗歌呈现出来,鲜血淋漓、触目惊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题是“不解体”的暗流将余怒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每一次他被对照并作出仿效改进的诗人都加剧了“不解体”成为了一种事实,特别像宋烈毅、沙马这样本来应该就是奇异的诗人却陷入了一种“不解体”怪圈,余怒对模式的拒绝可能要成为徒劳。

在多数人看来,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藏棣、肖开愚代表了一种学院写作,当然,这种所谓的“学院写作”是否成立都很值得怀疑。我只能说,西川他们应该是代表了一种可度量的写作理想,但肯定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学院写作那么简单。这里面值得研究的主要是西川和藏棣的文本。西川一开始也是抒情的,但他明显和韩东持相反的方向,韩东将诗歌做到了简练而不失诗意,西川则充满了复杂的雄辩,以至于趋向了后期的庞杂。西川的诗就像是某种音乐,永远有一个降不下来的高调,这种高调使他自傲、与众不同、蔑视他人却又常常限制了自己。西川的诗试图包容一切可以包容的东西,现有的体裁已经不够用了,最终他将戏剧、小说、歌唱熔为一炉,箴言式写作使他越来越像一个站在高处的布道者。西川的庞杂是内部的经验,藏棣的庞杂则是外部的经验,西川的诗是莫测的深度,藏棣的诗是无限的广度。藏棣希望寻求更开阔的写作,这种努力使他一度被人误解。无出其右的诗歌理论批评素养使藏棣好象更专注于元诗歌,事实上藏棣诗歌的平衡术、慢、洞察力都是无懈可击的范本。

所以“学院派”自诩为连他们都不大自信的“知识分子写作”,更引起了其他人的深度怀疑。凡有意作出对照并仿效改进的准“知识分子写作”,因不具西川、藏棣们的学养和天赋素质,“标杆法”终沦为笑柄。

“标杆法”的危害在于,如果原创性文本几乎无懈可击,那么,它就是对照、模仿、学习的对象。问题是,诗写必然被限制。伊沙的“口语诗”被树为整个“口语诗”的标杆后,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伊沙被最大幅度的歪曲和误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也许就是靠炒作“下半身”起家的沈浩波,沈可以天真的认为他那是身体诗学的一种,其实,货真价实的身体诗学在余怒的文本里,而沈在诗歌舞台上以《一把好乳》的天赋表演,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一个蹩脚的回车键手和标题党里的投机主义者。“学院派”的问题也许更严重,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藏棣、肖开愚等树起标杆之后基本就看不见诗歌了,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被终结的感觉。

诗歌到底是如何被限制的,接下来我想从“词的配称”这一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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