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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一则

(2007-02-21 14:49:19)
分类: 评论

重复叙事:从事件到文本的迷案

——读赵耀东小说《公案》

 

      赵卡

 

一条似曾相识的线索在赵耀东的小说《公案》中露出了马脚,如果观察得当,在赵耀东的另一篇小说《我是格格你信吗》里面可能会发现一丝关于迷案叙事的影子。不过,我对《公案》的阅读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怀疑,直觉告诉我,在一篇小说里同时植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并非是赵耀东驾就轻熟的技艺,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先锋作家孙甘露以《请女人猜谜》就完成了一次技术性的双重文本叙事实验,当然,孙甘露的实验更可以追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即迷宫意识。

赵耀东一向对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深信不疑,这可能也是赵耀东小说的所有优点,承接了对《我是格格你信吗》故事性的意犹未尽,《公案》理所当然出现了。

《公案》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不,应该是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卞三寻女,在卞三煞有介事的向年轻县令讲述了自己失去女儿的过程后,整个小说就算仓促开始了,而关于卞三的最后结果却是匪夷所思的连卞三本人都不存在;第二个故事是王桂花红杏出墙偷情杀人,王桂花的供述居然引出了一桩人命案,蹊跷的是王桂花供述的人命案不是她做的人命案,结果却是别人的一桩人命案;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年轻县令的故事,县令从一开始破案就显得心不在焉,尽管顺藤摸瓜的比较顺利,可案子一桩接着一桩,越破越多,结果连自己也搭进了一条命。第四个故事是县令的衙役小虎杀死了县令,小虎的故事并不和案件同步,它发生在公告里。表面上看,赵耀东找了个聊斋的志异叙事壳,让故事呈线性推进,卞三找不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卞娘后去县衙报官,县令根据审问情况顺藤摸瓜拘传了和卞娘要好的王桂花,可红杏出墙的王桂花却供述了又一桩案子,王桂花居然杀死的是自己的丈夫李鼓匠。公案是由卞娘失踪引起的,一开始便缺席的卞娘最后的出现的地方却在县令的爱情里。

小说在这里的处理手法是以公案为背景却另外叙述了三个不大光彩的爱情故事,最后都缠绕在了一起,构成了貌似一桩实则不止一桩的案子。每个人都有供述,可一时每个人的供述和最初的案子看起来都没有关系,而最初的案子和最后的结果好象也不是我们预料的那样,还是靠一纸公文将案情大白于天下:一起为杀夫案,罪妇王桂花与人通奸,杀灭亲夫,证据确凿。另一起为杀人案,罪役小虎与前任县令有隙,心生贪念,遂杀人盗宝,伪造现场,当场抓获。

小说有点像电影的叙事手法,赵耀东可能就是个电影爱好者,那么这个仿公案小说在叙事技术上的某些部分明显借鉴了日本电影《罗生门》和美国电影《公民凯恩》的叙事方法,在《罗生门》里,一名武士被杀死在竹林后,武士的幽灵、武士的妻子、凶手和目击者樵夫分别对武士被杀的过程进行描述,却讲出四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在每一个人的叙述当中,为了维护自己或者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都把事件的真相部分地掩盖或扭曲了。但是,听者其实原本可以最近地接触到事件真相本身,只要你有足够耐心和细心去观察和分析。在《公民凯恩》里,佛罗里达州的报业大王凯恩孤独离世的弥留之际,以衰老而低微的声音说“玫瑰花蕾”,凯恩的死引来不同的评论和对“玫瑰花蕾”的猜测,影片就是通过一个叫汤姆逊的探访来展现凯恩的一生。可是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传记片,因为凯恩的一生是通过几个人的回忆拼凑出来的,而每一个回忆者都带有自己深重的主观色彩。赵耀东本想也是这样调理这个伪公案小说的,每一个和案子有关的当事人都叙述了一个本案有关的故事,结果却和本案扯不上关系,扯到另一个案子上去了。赵耀东在此有意使文本重复,并让它发生强烈的故事性效果。

重复成了小说《公案》的主要叙事策略,这一点毋庸置疑。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说,“一部像小说那样的长篇作品,不管它的读者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解读多半要通过对重复以及由重复所产生的鉴定来完成。”

首先是怪异重复。不是《公案》形式的怪异重复,而是公案作为迷案的怪异重复。重复本身并不能构成怪异,反过来说,能够构成怪异的则是重复的方式。怪异,我讲的是在《公案》小说里让熟悉的情况突然产生一种陌生感。

县令和小虎在与明悦堂药铺老板的谈话中就出现了这一场景:县令和小虎在街上明明看见了卞三,可从明悦堂药铺老板得到的回答却是“那个人怎么会是他呢,他已经死了一年多了。”还有,县令和小虎在卞三的家里发现了一个灵位,“灵位上写着:卞娘、董咏之位”。小虎怔怔地问县令:“老爷,你笑什么?”县令却笑着说:“我叫董咏。”

这两个片段印证了小说文本的两个极端;突如其来的似曾相识感(灵位的现场)和突如其来的陌生感(卞三的现场),它对阅读者产生的心灵震撼的效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日常生活中不平常的一面,更使人在自以为是的状态中顿悟。

然后是互文重复。使用互文重复在赵耀东那里可能是有意让小说里内置的几个文本相互缠绕,把案子混淆地难以辨认,互文性——这倒不失为迷案叙事的好方法。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互文性意味着任何单独文本都是许多其他文本的重新组合;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来自其他文本的许多声音互相交叉,互相中和。”在这里,“重新组合”、“互相交叉”、“互相中和”就是一种重复,甚至被“中和”以后变得难以辨认。《公案》里的案子是靠回忆推进案子的进度的,回忆是什么?在迷案里回忆就是新的建构,卞三的供述、王桂花的供述、县令的臆想等都夹杂在一起构成了“无法确定的互文性事件”(卢卡舍与米勒的追问式)的文本,那么,互文性就不可避免地出来了——回忆构建了小说的互文重复形式。

最后是类像重复。为什么要说《公案》小说里有一种类像重复叙事呢?关键在于赵耀东的叙述方式是以每个涉案人的供述(不妨把县令的臆想和回忆也归类为供述的一种)为基点进行推进的案情的,那么,供述人的供述就会发生如下情形:供述的是基本事实;供述遮蔽并扭曲了基本事实;供述遮蔽了基本事实的缺席;供述断绝和任何事实的关系,只是自己的纯类像而已。那么,在这个迷案里,类像就成了事件和文本的强行对等关系,尽管它并不对等,反而出入太大。

《公案》是一个充满了臆想、猜测和伪志异成分的小说,在叙事上的缠绕不仅没有乱成一团的感觉,反倒使故事的线索清晰可见,特别是重复叙事策略的使用,小说的饱满度大大增加。不过,有一个也是赵耀东一直颇为人诟病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故事结尾,我们以前看到他的其他命案小说的结尾是新闻报道形式,现在却是公文公告类的,小说写到这里的确有点露怯,把一个饶有意味的完整的故事破坏掉了。

 

2007/02/21  初四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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