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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草原:解构一种关于汉语叙事文本的写作策略

(2006-06-28 10:51:34)
分类: 评论

----由《蒙古往事》导出文本结构、叙事策略和语义价值的消解

 

   

一种拒绝语言负载价值的小说文本出现了。

我是说,在蒙古领袖和蒙古历史的这个世界性的宏大题材中,言说大多是以神秘的、直觉的、不可考的传唱、赞颂、传说、考证、诗歌、回忆、猜想等方式来叙述的,其中某些章节的语焉不详很可能正是这个题材的魅力所在,譬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极致修辞和《蒙古秘史》的神秘的诗体性言说,但二者都传达出了伟大的不为人所察觉的叙事精神。而《蒙古往事》的继承----却是小说----小说对驾驭世界性民族题材尤以语言当然提出超越作者心智的要求,那么冉平和他的《蒙古往事》必须面对如特赖希勒的言说现实----疾病是一种语言。这还不够,冉平必须将他面临的现实再反过来----语言是一种疾病。否则,对前述著作的互文关系的形成将使《蒙古往事》所呈现出来的含混面目会令人生疑----它必须是小说,而不是历史。

汉语的叙事,这在《蒙古往事》中成为区别所有关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的新的写作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汉语的本真叙事:还原----价值还原、结构还原、语义还原、叙事还原。如冉平所言“----有关它的写作更像是还原某种东西”。“不用汉语成语,尽量少用形容词,往回退,就像刚开始学习写作那样”,就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要这样刻意而为之呢?我想冉平肯定注意到了在所有关于蒙古领袖的世界性题材写作进程里,裹挟文化写作的积习太重致使关于蒙古和蒙古领袖本来的面目被遮蔽了,原构的东西被文化的因袭生成了结构,也就是生成了价值,文化问题等于价值问题,价值就是意义的结构形式。价值给每一个意义提供“二值对立”,非此即彼,如果不能中止/取消价值系统,那么我们的所有阅读可能都是无效的、被遮蔽的和被价值化了的。冉平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蒙古往事》的写作不再是一个蒙古故事的文本,它应当是一个关于汉语写作的文本,避免和《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史集》、《蒙古帝国史》、《世界征服者史》等形成故事的互文,而作为一种写作将使《蒙古往事》呈现为一个价值清理的文本。在细节上正如冉平所说的“尽量少用形容词”,因为价值词的词汇基础是形容词,价值词的主要作用是评价而非指述,《蒙古往事》不能成为一个生成价值的文本。“少用”是什么意思呢?“少用”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形容词都具有价值含义。

一个价值清理的文本必然指向所有的价值/文化系统,《蒙古往事》别无选择,写作者冉平别无选择,“所以感到很困难,有时也相当困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为什么非做它不可”。

首先是语言还原。以往的文本都带着文化了的语义,而冉平必须要求自己的小说尽量不使用文化语言,就像志费尼在《世界征服史》中的经典“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一样,清理了价值/文化系统的言说方式是如此传神,尽管志费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波斯散文体修辞大师。《蒙古往事》开篇就奠定了小说叙事/言说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不带任何价值词的平缓叙事:“他躺着听,在草地上,张着鼻孔,眯着眼,别人还以为他睡着了,其实没有,要是察拉合唱错一句,他能立刻听出来。”还有小说中的一些对话场景,比如扎木合和脱斡邻汗的对话,扎木合和通天巫阔阔出的对话,诃额伦的、铁木真等人的极具传神的对话,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讨论过的讨论,像预言,猜测,自言自语,呓语,朗诵或者叹息。为什么那么多对蒙古题材的汉语叙事文本失败了或者说对阅读者而言存在阅读的障碍,原因就在于既往的汉语叙事文本是以汉语的思维结构来展开的,叙事成语化,形容词化,伦理化,形成自足文化/价值系统,对文本和文本写作造成了如海德格尔所述的遮蔽,不澄明。而冉平从一开始就追寻本义,即表现为对《蒙古往事》所负载的价值内容的清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冉平是第一个将别处和别人的故事写作成了我们的故事,第一个将宏大的甚至含混的蒙古题材通过汉语的本真叙事形式呈现出的。然后导出----故事不再重要,写作成为一种可能:对结构的消解和叙事的还原。冉平说,“对自己的汉语叙事久有不满,挣扎不出来,而《蒙古秘史》的言语方式恰好使我看到了某种可能。”类似这样的话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过,“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

多种文本置入。多种文本置入在《蒙古往事》中是冉平对《蒙古秘史》叙事精神的最有创造精神的继承----史诗的《蒙古秘史》和小说的《蒙古往事》。关于小说,米兰*昆德拉指陈它“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以往的全部经验。”对冉平而言,此时的汉语叙事是私人的叙事,因为宏伟叙事对他而言已经是“不合法”了。多种(至少两种)文本的置入无疑对小说的写作是一种考验,不过返回来说也是一种新的策略,比如《蒙古秘史》的片段置入就成为了一种叙事的线索----它要为写作者提供一些依据,并作为写作者以汉语本真叙事的信心的支持,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的可能。面对浩若烟海的蒙古史巨著,没有发生如布卢姆所阐释的“影响的焦虑”是不可能的,那么《蒙古往事》的多种文本置入的叙事就生成了,引申、对话、说唱、回忆、抒情、有节制修辞、史诗片段、戏剧化、考据、传说、推断、猜测、梦境等不一而足,平行叙事、多点叙事、非线性叙事、离散叙事、泛叙事,这绝非后现代主义式的拼接/拼贴场景,这是一种将互文关系发生在文本内部的汉语叙事策略----多种文本置入对既往文本结构的消解。

为什么不说是跨文体、泛文类写作,不说是像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双文本并置?我想这可能就是冉平所说的“间离效果”,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平面化叙事效果。就像我的《蒙古的国家地理》、《汉语叙述的草原》和早些时候的《西拉木伦》一样,习惯了浅层次的、平庸抒情的草原诗歌,突然面对一种叙事的、讨论的、对话的、多声部混成的诗歌文本,就会产生阅读的陌生感。新鲜,突如其来的不习惯,焦虑,《蒙古往事》劈面而来的感觉就是当我们习惯了说唱的、考证的甚至影视的蒙古史时一时失语----不过----这才是我们想要阅读的关于蒙古史和蒙古领袖的以汉语叙述的小说,让八百年前的表情和腔调一一复活,八百年前的蔚为壮观的蒙古景象扑面而来。

2006/02/07

 

参考文献:

1、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史》

2、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3、拉施特《史集》

4、《蒙古秘史》

5、《多桑蒙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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