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中，我宁可做为一抹灰色，也不愿把她装扮的更美好。正如普希金的诗一样，对于这座城市，“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心中还没有消亡，”可是我现在唯一的想法也是如此，“但愿他没有打扰到你。”因为我曾深爱爱这座被我称之为故乡的花城，可是她却并不爱我。我生活在鲜花的根部，与作为肥料的粪便为邻，与啃食城市垃圾的蛆蝇为友。

我曾经也是个愤青，好怀念那个时候。我曾怀揣理想，对所谓的权威和庞大腐朽的体制充满不屑。我梦想自己能够改变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后来我逐渐明白，这些东西离我太远，我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触摸得到。但是，我的生活不能为此毁掉，我必须要有大电视机、洗衣机、电脑、毛片、三居室的房子、数不清的钞票来维持我所向往的生活。你别笑话我，你们，我们，都是一类人，在我们的心底，哪一个人不是都向往这些？

 幸好，我孱弱的身体披挂得起几个非常了不得的学历：经济学、金融学、市场管理学、营销学以及吹牛逼学，最后一门尤为重要，我甚至拿到了博士的头衔。虽然仅仅是个头衔，可是足够我进入那个庞大的体制中，让我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权术和学术的交媾往往产生的并非怪胎，而是位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精英。我正是精英，可笑的是曾经是愤青的我，在那之后却十分瞧不起愤青，他们身上的补丁和向往的布尔乔亚的自由如此幼稚，就像我嘴边的麻子一样，看起来就让人恶心。

 如今我四十岁，风华正茂，夜夜避孕无套。我负责这座鲜花城市的税收，一切光鲜的、肮脏的、上流的、卑贱的和让人发自内心怜悯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必须缴纳供应这个伟大体制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经费。当然，名目和数量可以由我随心所欲。老农可以缴全部家产的90%，而最近在电视上突然走红的男明星可以缴纳一月收入的百分之一，外加他可爱的屁眼子。

 我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态充满自卑。我确实是个没有内涵的人，但是你要知道，财富的积累对于我来说仿佛一种瘾，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自己我是在为这个城市、这个伟大的体制乃至整个国家服务，然后一边拿出极小的一部分钱满足自己的空虚。我不愿意攀比什么，只是我有了瘾，我可以用钱买大电视、洗衣机、三居室的房子、佛头古董、涂着美丽红唇表情清纯无辜活却好的没说的妞儿和娘娘腔的男明星。这不算特殊癖好，你要晓得，玩的多了自己要追求点刺激的，男人女人都一样，有个洞就可以使用。这些不都得用钱来买？既然体制安定的运行，作为忠实贯彻者的我自然该老老实实的享受享受，理所应当。但是我厌恶这个城市，有时候我会怀念年轻时的自己，怀揣理想却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于是奋斗着属于自己的奋斗。但是生命本身就是场悲剧——我的现在就是我奋斗的结果。

 但是更多时候我所不满的，是财富的积累对于我来说，速度实在太慢。然而实事求是的讲，是我消费太快了。我们那个体制的人曾经暗示过我，收敛下自己的作为。我倒不是很介意，我曾经送过他一个水果箱，不大，抱起来却很沉，但是里边都是钱。

 某日，我们那个体制在最繁华时却如豆腐渣大厦般轰然倒塌，大厦将覆，蝼蚁无存。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曾经在心底最期盼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又来得如此可怕——疯狂的人们像攻占巴士底狱的巴黎暴民一般攻占了我的寓所，当他们进屋的时候我插在著名男演员韩敬明肛门里的鸡巴正好达到快乐的高点，一架架飞机冲上九霄，他呲牙咧嘴扭曲的表情掺和着我的高潮在瞬间像绽放的花朵一般让我觉得浑身震颤无比，可是这帮暴民——这帮曾经的我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将韩敬明放入烈士纪念塔——他活着的时候放进去，屁股里还流淌着我的子孙。

 我被瞬间的喧嚣震晕了头脑，昏昏沉沉的被他们送向法场。法官——以前曾为我擦鞋的仆人，他通过了司法考试并取得了人民的信任，他判决中愤怒的把我描述成贪官、盗贼、强盗和猪——虽然我很像，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他甚至摔碎他的眼镜来表示对我的不满，最后他判决我，被人割下一块重约一斤的肉——整整一斤，不可以有骨头。这个判决庸俗无比，我申请打麻药后执行，他欣然同意，前提是我把我的家产分给他一大半。“能保住性命就成了。”我告诉自己，然后点头许可，我必须保持我的尊严，正如他一样傲慢。

 在执行刑罚的时候，我却被吓了一跳。前来行刑的人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我曾经的税收对象，初步估计有三千人之多。我强忍着不哭出来，向每个人和颜悦色的解释着自己骨子里曾经是个计划中的革命者。可是他们都不理会我耐心的哀求。当麻药起作用的时候，我的双眼被迫凝视自己的身体，我眼看着，自己重约200斤的身体露出了骨架，锋利的刀却丝毫不停歇。排队在后边的人爆发出失望的叫声，声音离我越来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