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的文章《中医是“神权政治”的变种》遭到了中医粉丝们的批判，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理解科学革命和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化分工的道理。所以，他们无法读懂我的文章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今天，我就为自己辩解一番。那篇原来准备写的关于母亲生前看中医的文章暂且放下。

实际上，我也没有一概否定中医在某些方面的实用性。毕竟，中医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几百种传统的民族医学一样，都积累了一些实用经验。例如，一位网友告诉我，她妈妈的胃炎是暖胃舒之类的中成药治好的。不过，我的答复是：西医能够更好地治愈胃炎。否则，难道西方人得胃病就得等死？

《黄帝内经》概括的中医的三种境界——所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在西医中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中医的实践中，这个体系显得多少有些荒唐。实际上，医疗卫生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作为疾病预防，西方社会有更加完善的体系，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人看起来没病，我们很少看医生，只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到医院去，其原因就是我们的疾病预防体系破败不堪。

由于疾病预防体系不佳，所以，我们对小病往往采取不治不理的态度，久而久之，所谓的“疑难杂症”就出来了。在这个时候看西医，治疗效果必然不理想。于是，我们到处寻找中医的“名医”和“偏方”。这进一步耽误了治疗。最终，“拖”，成了我们不得已的选择。中国人身体上的毛病多半就是这样“拖”出来的。

我这样说，你一定能够懂得，医疗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事业。而中医似乎是一种隐蔽性的职业。西医的道理是通用的，而中医却神秘兮兮，每个中医的医生对一个特定病例的诊断也是千差万别，用药的“合理性”也非常可疑。中医本来就是依靠祖传的。因此，“门户之见”很正常。

我尽管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关于中医的书籍，对近年的畅销书《思考中医》、《医者意也：认识中医》等只是随手翻看了一下，但我知道，这一点（即预防的社会性，医理的普适性，医学积累的循序渐进）是中医与西医的重大差异之一。有人会说，看病本来就应该对症下药，找对医生（——就像合意的夫妻那样，往往可遇不可求），但是，我要问的是，一对一的好医生，茫茫人海中你能够找到几个？

如果我们承认医学是一门学问，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医学同样是一门社会化大生产的学问。也就是说，好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产物，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建立的纯理论体系。否则，按照中医“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的理论，你就不得不将自己交给那些“会意”的名医高手。然而，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不得已罢了。

应当注意的是，知识的社会化生产，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和制度的配合。否则，知识就没有普适性。我的基本看法是，西医与民主政治是同构的，而中医则与神权政治同构。只有一个民主社会，才能不断地纠错，实现知识由于普适性带来的社会效率。而在神权政治下，知识只能将错就错地坚持下去，没有人敢于挑战各种各样的权威和意识形态。中医之所以流行“名医”、“神医”和“偏方”，就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神权政治在民主政治出现之前也是一种“普适性”的政治模式，只是人家进化了，而我们还在坚守那一套落后的玩意。当然，落后不等于不活命，只是我们的生存质量糟糕一些罢了。例如，中医能够医死人而不怕，并且“神医”们还可以恬不知耻地到中央电视台忽悠老百姓，而西医则有一套公开透明的全社会的监督、反省和纠错的机制。中医的一些经验和技艺之所以不断地“失传”，也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机制造成的。因此，只有将中医的那些经验和技艺纳入到知识社会化生产的范畴，中医才能真正地“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揭示出中医治疗的医理或药理。

我应该进一步告诉大家，对中医的知识状态的准确概括可能是，中医是一种“前”科学。这个概括牵涉到一个非常大的论题，即，“什么是科学”，“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科学产生于西方？）究竟如何看待？我们可以化繁为简地按照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来理解这个问题。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是民主的产物。否则，任何“经验”、“地方性知识”都有可能借助权力或暴力成为冥顽不化且长期将错就错的“权威”。大家知道，在“哥白尼革命”之前，托勒密体系就是“真理”，后者符合教会统治的需要。所以，布鲁诺被烧死。而“哥白尼革命”就是一次范式转换，就像相对论对于牛顿的理论那样。实际上，中医也是这样的道理。为了中医（当然，还有其他的传统的民族医学）的那些仍然富有效用的经验和技艺能够造福人类，我们就必需对其进行知识化的范式转换。

进一步地说，中医目前的这种被人诟病的弊端，并非中医本身的错，而是我们当下的社会体制不利于中医的范式转换。我们也知道，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也有中医药，并且，他们的药物似乎更受世界欢迎。为什么？我的看法是，他们经历了这种转换。这清楚地说明了：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社会。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个别经验和技艺才有可能转换成为普适性的知识及其生产体系。

我昨天的文章《中医是“神权政治”的变种》其实也是告诉大家，目前的中医仍然是神权政治同构下的变种。在神权政治之下，即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尚未形成真正的公共（政治）空间。即，“中国”社会这个东西，仍然没有完成“范式转换”，从而走出旧世界。

中国人开始接触科学知识，是在16——17世纪“西学东渐”的时候。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少数开明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为了使得当时的人能够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学术，他们“编造”出了“西学源出中国”的说法，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当然，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这里，举例说明一下。我们熟悉的“勾股定理”，对应西方的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在中国，约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中的表述是“勾三，股四，弦五”，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则以公示的形式表示为：a^2＋b^2＝c^2。孰优孰劣，不言而喻。而作为“经验”来说，中国人也比不上古代的巴比伦人，后者在公元前1700年就已经知道了“勾股定理”。而作为科学知识，除了实证之外，我们还得对其进行理论抽象的论证。这在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已经有了各种证明，其一就是美国第二十届总统伽菲尔德在1876年4月1日于一次散步中同一个小孩子谈论这个问题时做出的证明。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大家，中医是一种“前”科学。要想中医的前景美妙一些，即将中医的有效经验尽可能多地予以范式转换，我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神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也是我对中医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与方舟子等人一味地抨击中医而无法为大家指示出路的做法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我想，本文应该推荐给全国的中医类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医疗单位的从业者们，尤其是那些“神医”们，认真探讨一番。最后，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我想贡献一下当代顶级哲学家、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罗蒂，他对实用主义哲学鼻祖之一的杜威的哲学遗产，有一个“伟大的误读”，那就是罗蒂认为的“民主不仅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多么经典而“实用”的论断啊！！！其实，这也是克服中国知识不兴，中国人无法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最好对策。

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社会！惟其如此，中国，中医，等等，才能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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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可以回头看看我昨天的文章：

中医是“神权政治”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