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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马英九就参选国民党主席问题，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以党领政”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他期待的是“以党辅政”。对于部分蓝营“立委”担心未来马英九入主之后，党中央将成一言堂，马英九也间接响应表示，每位“立委”都是独立的，都可自由表达意见，但仍必须靠政党来整合，政党整合不见得每一项都很容易。
“以党辅政”的理念，尽管来自岛内，但它也是对未来中国的统一政治的一份重要思想贡献。其实，它还应该被视为国民党历史的一次革故鼎新。因为“以党领政”就是从国民党这里开头的，它曾经是给中国带来过内战灾难的因素之一。
所谓“以党领政”，其实就是前人早已概括的“党治”，是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例如，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上卷，1940）中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的。
而在大陆，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政权对于“党治”也是时刻警惕的。在大陆，所谓“党治”，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严厉批评的“以党治国”。早在井冈山时期，针对党领导新生红色政权实践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更为尖锐地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邓小平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严厉批评过的将“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将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等错误做法和认识，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通灵宝玉”而加以维护。
现在，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可喜的是，台湾国民党在结束陈水扁时代之后，并没有固步自封，谋一党之私，而是做出了一系列政党制度改革，先是开放“党禁”，接着抛出“以党领政”，为的是让政党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形成政党配合政府的更加有效的运作机制，而不是政党凌驾于政治、政府之上。而大陆方面，高层亦有克服“党治”的表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经常强调的两句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石破惊天的，它表现出了深化政党制度的胆识和智慧。
对于共产党、国民党，以及中国的任何其他政党而言，克服“以党治国”、“以党领政”、“党治”，做到“以党辅政”、“党政合作”，实现不同党派之间的平等对话、良性竞争，将是顺应世界潮流、造就人民福祉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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