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近日，全国网民对于邓玉娇事件表现出了异常罕见的团结。无论左、中、右，都认为邓玉娇杀人杀得好，并强烈呼吁警方无罪释放邓玉娇，且认为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是错误的。法律界人士则一致认为，邓玉娇的杀人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一些时评人士甚至认为，对邓玉娇做精神鉴定是为了给一些人的荒淫无耻遮丑。总之：邓玉娇杀人有理，贪官就是该杀。
名博杨恒均更认为：“你一个弱女子，竟然用一只修脚刀，给了我深刻的启蒙教育，你告诉我，在一个几乎都失去了理智的社会里，在面对尊严、自由和身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时候，一只修脚刀，很可能比我的笔、我的电脑和我的博客更具有启蒙意义！”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1、任何杀人都是极端的行为，是不值得赞许和提倡的，哪怕合法的暴力——死刑，都是不人道的；2、邓玉娇杀人，其个人行为动机和目的值得认真考证；其精神状况应该由专业部门予以鉴定；3、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必需经过司法程序，而不应该全部由社会舆论来决定；没有独立的司法，就很难实现正义；4、只有正义的裁判，才是对邓玉娇及所有此事件参与人、关注者的最佳交代。
在上述正当的观点之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正当的推断：司法必需深入社会，裁判必需尊重细节。同时，对于个别细节，不应该盲目放大，而应该实事求是。例如，本案中的“被害人”的特殊身份——当地政府官员，不应该是其“该死”的充足理由。尤其是：邓玉娇属于杀人还是正当防卫，只能根据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事件本身以及其本人当时的精神状况来确定。如果对这些细节问题不予考证，死者就成为了真正的“冤死鬼”。杀人，需要理由；生命被剥夺，更需要理由。这么严重的行为，一定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法律才是“允许”的。而法律是否“允许”，则需要紧密依据具体的社会情势以及当事人的特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寻找到邓玉娇事件的关键因素：邓玉娇的精神特质，以及她对于社会的认知程度。也就是说，邓玉娇事件中，认定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只能结合当地社会的具体状况。好的司法判决，就应该是一部推理严谨的“论文”，而不应该是思绪迸发的“散文”。
让我们暂时放下邓玉娇事件，回忆曾经的一场互联网上的争论：当妳遇到歹徒强暴，妳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抗还是将准备好的安全套递给歹徒？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有很多理论预设：1、所谓“歹徒”，都是亡命之徒，是好不珍惜妳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而妳的生命，却是非常值得珍惜的。2、妳知道，反抗无济于事，而且，妳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力气，依靠杀人来保护自己。3、妳的确别无选择，给歹徒递上安全套是妳自我救助的最后一个手段。所有这些理论预设，其实归结于一点：在正常情况下，杀人，不是正常人的正常选择。
其实，这个“不杀人”的人道主义法则下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逻辑：“法治”和“理性”。它们可以避免更大的或者无辜的牺牲。然而，“法治”和“理性”并非是所有社会的逻辑，它们只能是民主社会和宽容社会的逻辑。在不民主、不宽容的社会中，这个逻辑是脆弱的。因此，以暴制暴成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极端的选择。只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弱势群体不敢作出这样的选择，除非被逼迫到相当严峻的程度；并且，这样做的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个性，或者，在精神上存在着一定的病患。在严峻的情势下，那些个性强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其郁积于心的不满情绪被强烈刺激，最终，他们可能激愤杀人。因此，在这些人的眼中，法律和“理性”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谁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谁“招惹”而刺激了他们，谁就倒霉，无论淫官还是贪官。
我们再看邓玉娇事件。镇政府招商办的三名官员尽管兽性大发，然而比起暴徒，还是“文明”一些的。假如邓玉娇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碰到的是暴徒，估计她很快就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而必遭凌辱甚至被害——即使其个性多么刚烈。因为在暴徒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法律”的概念，他们是肆无忌惮的。而本案中的三名官员，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党性”作保证，他们对于法律的权威或者上级的教导应该有相当的畏惧——哪怕是“酒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如果邓玉娇继续反抗，而没有拿起修脚刀，这些禽兽官员也会中止其不法行为。因为案发地毕竟是一个公共娱乐场所。然而，邓玉娇毕竟是邓玉娇，她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她所在的社会和家庭“赋予”了她一个情绪较难控制的个性。假如邓玉娇的确如媒体考证的那样，有抑郁症病史，那么，在被严重刺激的情况下因为发病而奋起杀人，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即使邓玉娇没有发病，实施暴行的人遭遇厄运也是“活该”的。本案中的“被害人”邓贵大，估计其沾花惹草是家常便饭，平时没事，这次却出了鬼，只能算是命中注定该死。谁叫他遇到邓玉娇？
“正常人”之所以害怕暴力，或者在现实中逆来顺受，源自“恶有恶报”的平常信仰，也源自一种善良，还可能源自一种对于法治逻辑的隐隐约约的期待。当然，不是邓玉娇没有这样的信仰或者善良，而是，邓玉娇的特殊成长环境将这些愿望压制了，以致出现了一种现实的挫败感和幻灭感。因此，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个性刚烈的人，更容易通过行为而不是对话，来表达自己心中认为的、最直观的善良意志，尽管他们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导致这个错误的，往往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更多地归结于社会因素。要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状况就像杨恒均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几乎都失去了理智的社会”，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怀，以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邓玉娇事件的发生地“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本身就是对此案的一个有效注脚。这个中国的偏远小镇，除了权力渗透之外，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法律不入之地”。而传统文化中那些极其脆弱的道德教条，也应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早已不堪一击。维系社会“正常”的唯一线索，可能就是悬系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人之初性本善”。而将社会非正常化的，恰恰也是“县官不如现管”的权力。在本案中，邓贵大等人对于邓玉娇的年轻貌美垂涎已久，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这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之中，在这样的“光天化日”（因为这里是所谓的“公众娱乐场所”）之下，只有官员才拥有最终的权力。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他们在很多方面比暴徒“便利”。因此，邓贵大之死，从更宽泛的视角看，是我们的畸形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不好彩”（广东话，即“倒霉”），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对于法治和理性，同样是万分期待的。因此，这样的期待如果无法满足，社会就会“选择”个别人来实施报复。本案中，邓玉娇的杀人行为不自觉地实现了这样的社会“选择”。关于邓贵大，我只能说，他很倒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单纯根据目前的材料看，邓贵大并非罪大恶极。这倒不是为他开脱罪责。而是说明：在没有法治、理性的社会，暴力和残酷总是难以克服的。也许，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在本质上，并不比邓贵大好多少，我们大家哪个不是欺软怕硬、极端自私自利而且迷信权力的？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
邓玉娇事件让我们看到：法律与社会的紧张与冲突，总是时刻伴随着我们。坏的法律，导致一个坏的社会。坏的社会就是人们之间只能彼此陷害以获得自身的保护或者利益。在坏法律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选择维系社会所必需的理性。也就是，坏法律让人无法相信社会，无法信任“公权救济”，而冒然选择“私力救济”。最终，坏法律让好人变成坏人。而实际上，每个人都应该或者可能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极端地去杀人。因此，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法治或者信仰（向善）的国家，其社会是否存在，也是值得深刻反思和质疑的。邓玉娇事件告诉我们：中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