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却是有好坏之分的。就像市场经济一样，也是有好坏之分的。坏民主不是好东西。好民主在不同的国家不一样，而坏民主都是一个鸟样。正如鸡蛋，新鲜的鸡蛋才是可以吃的，而且不同的母鸡下出不同的鸡蛋；因此，严格地说，臭鸡蛋或者三聚氰胺鸡蛋已经不是鸡蛋了。天下的腐烂、有毒物质，除非在传说的某些中医手中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将腐朽等同救命良药的外，都是不可食用的。

好民主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之上就有不同的民主模式。因此，尽管一样地处于西方文明的格局下，然而，西欧、“和平演变”之后的东欧、美国、日本等国家实施民主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当然，由于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分权政体，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达到好民主的途径尽管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好。这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好民主导致好社会，而坏民主导致怨声载道，每个人都叫苦连天。

坏民主之所以一个鸟样，是因为坏民主首先是不尊重历史、文化的，因此也是不需要历史、文化的。坏民主从来都是反文明、反人类、反道德的。因此，从古到今，坏民主无非一点：集权，专制或者独裁。这与好的民主——分权，大相径庭。而且，坏民主具有病毒、癌细胞一样的扩散功能，也就是说，坏民主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有一句中国格言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坏民主会让好人变成坏人，因此，坏民主最终的本质就是所谓“多数人的暴政”。

综上，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那些反对民主的人，绝大多数并非反对“民主”这个观念本身，而是反对民主的某种固定的模式，例如，将美国的民主树立成为榜样，即某种普世主义的“真理”；或者，他们反对的，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坏民主。实际上，他们反对的，不过是一个假想敌，将民主的认识论与社会实践混淆起来了。

二、民主是一种身体哲学

民主不止于认识论，民主更主要的是社会实践。民主如果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行动规则，那这样的民主就是海市蜃楼。这就像无数中国人的处境一样：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形成此等局面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更没有公共的理性。除了空泛的道德说教，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认识论、知识论的传统。因此，中国人缺少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的能力。中国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对话，无法平等相处。

而民主的秘密在民主之外。民主之所以得以存在，是由于它必需获得自由、平等、道德、信仰等等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民主不可能单独存在。因此，我认为，民主是一种身体哲学。民主并不复杂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所以，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比中国人高的印度，可以实施全民直接选举。

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些标签，尽管在价值、功能上有一定冲突，然而，彼此之间是可以共同存在的；而且，没有哪一个是决定性、垄断性的。这就像我们的身体。头脑、躯干、四肢、面部、心、肺、肝、胆，等等，都统一于“人”这个整体。头脑的秘密，在于其他部分；其他器官亦如是。这是好民主的特征。而坏民主就像癌细胞，它有能力将上面所有的这些器官癌化。这就是癌症几乎不可能治愈的根源。癌症对于身体而言是残酷的。同样，坏民主无法成就社会团结，而只可能导致社会残酷，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并且，彼此陷害。

美国是好民主的“样板”。因此，美国的某些领导人的确在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然而，器官移植是低成活率的。因此，你可以羡慕别人的健康，但是，你不应该要求别人为你贡献他的健康器官。你要获得健康，就只能依靠自己。然而，中国人被忠孝思想害了，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中国人的道德了不起只能算是一种家族伦理，而不可能成就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理性。

坏民主与家族伦理（注意：它不是西方的“社会伦理”）、个人中心主义（注意：它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实用理性（注意：它不是西方的“公共理性”）等等“中国特色”是相互捆绑的。这些几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要一下子改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并非抱残守缺的充分理由。我们需要改变！否则，我们得的就是不可救药的癌症。如何改变？我这里也没有救世良方。也许，前面的道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对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人与人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道德上做到“不残酷”，在政治上反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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