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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50多岁的老左每人放一通屁，就草草出笼了一本想忽悠全中国的烂书《中国不高兴》。本博主批驳了几句，其作者之一的“资深媒体人”刘仰就暴跳如雷了。他狠不屑于我这样的“宵小之辈”的“狗急跳墙”。因此，今天我要搬出一位比他著名得多的“资深媒体人”，70后的梁文道，让他们受点教育。
梁文道的《常识》好像就是为《中国不高兴》的粉丝们准备的精神解药。不过，它不事张扬，在中国人特别高兴的期间春节上市了，因此得到的关注并不多。然而，“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梁文道语），大家需要的不是心平气和地倾听别人的不同声音，而是暴跳如雷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看《中国不高兴》你可以不买书，在网络上只管叫嚣就好了；但看《常识》你最好买一本书，自己细细品味，而且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谈论谈论里面的观点。余以为，10万册《中国不高兴》可以教导出10万个暴力分子；而3万册《常识》却可以塑造出3万个负责任的公民。
《常识》分“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下编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它将国内国外的大小事情讲述得非常通透。行文自然、笔法洗练、风格犀利、一针见血。更重要的是，《常识》的作者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替他人尤其是“中国”说话，全是自己的观点，却都是常人难以发现的隐藏在自己头脑里面的“平常心”。而《中国不高兴》迁就并且涉嫌抄袭愤粪们的“思想”，似乎一定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才能罢休。
本人是无意中买的这本书，为了凑数得到一份书店的赠品，我在“畅销书”中捡了一本。由于长期不看电视，我也不知道梁文道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但看到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书，觉得应该是不错的。回来后就很快翻阅了一次，感觉好极了！好像都是自己想说而没有说或者说得没他那么好的内容。梁文道不仅在书中传播了《常识》，还为读者准备了不少真正的知识。此君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栏目主持人，自然是博览群书视野宽阔。所以，《常识》其实是一部理论和实践的水乳交融之作，对于求知若渴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肯定能够学习到不少新知，从而启发心智和思考。
今天我再次将《常识》翻阅了一次，并根据其“上编”网络版略加剪辑，选择20篇文章中的语录，以回应《中国不高兴》的20个所谓“重磅观点”。对梁文道的说辞，本博没有任何意见，故不予评论。
1、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
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 “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2、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3、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4、“爱”：撕裂社会的爱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那边，就是落在“右愤”那边。仿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我们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的政治层次，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
5、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于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6、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了。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里头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7、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8、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9、“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圣君理想。
10、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11、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欢迎人民随时致电。证据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因为领导人会上网收集民情。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时，这些好消息简直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于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12、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一种替当局着想的观点。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13、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14、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 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15、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
16、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13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17、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13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可能至少已是邓小平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一般的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不管怎么说，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更加深获人心。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18、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共领域”了:没有限制出入的门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所有资讯自由交换,所有人理性对话。于是差异容许存在,共识也会渐渐形成,一个摆脱任何权力扭曲的开放平台将会带领人类迈进空前的民主时代。
可是正如铸造这个概念的哈贝马斯被人认为太过粗疏,他的欧洲沙龙和早期报纸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公共”一样；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原来也只是个过分乐观的期望。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
19、负面报导：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20、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我们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和“Yontube”这两个热门网站在中国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国境内顺利登录这两个网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外国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自由自在地从“维基百科”里找材料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却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性的平台，这里头的资讯差距岂不是大得太离谱了吗？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络。凡是外国有什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资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这种中国特色的资讯不对称不只使得我们很难和全世界做“同一个梦”，而且还会损及我们在知识经济上和其他人竞争的本钱。
……
不难看出，梁文道在《常识》中讲的都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日常事件及其背后的平常道理。“常识”的力量是巨大的！1776年，美国独立的风潮开始，托马斯·潘恩为了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专政，撰写了他的成名小册子《常识》，为美国从英国殖民中独立出来辩论。美国《独立宣言》的精髓大部分来自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当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其实也是“常识”，而不是空泛的大道理。中国人由于缺乏“常识”而导致的社会效率的巨大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缺乏“常识”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无知以及“中国不高兴”的鄙陋，更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自暴自弃和不负责任。我们之所以缺乏“常识”，是由于我们害怕社会团结，故意制造对立的结果。对“常识”的尊重，其实就是社会个体彼此之间平等的尊重和文化认同，也是对未来世界建立信心的基石。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提出了“世界公民”的理念，他在书中宣传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世界共和国”。
梁文道版本的《常识》，是一本非常适合中国大陆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手册。因此，我宁愿做个《常识》的“托儿”，建议大家放下煽风点火毫无理性和知识含量的《中国不高兴》，看看既能明辨当今是非又能把握未来世界格局的充满温情和智慧的梁文道的《常识》。该书正文部分刚好365页，足够一般读者消化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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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也在尽可能地寻找“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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