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上一篇纪念陈乐民的文章，对解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力，而且本人的观点和他的非常一致。陈乐民认为，唯有欧洲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西方才有思想体系。中国要想完成现代化，就只能将西方文明直接拿来。陈乐民还引用谭其骧的观点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无关。而且，陈乐民还认为，在世界上无论建立多少孔子学院，鼓吹儒学，只能害人害己。

今天还看了张鸣博客上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觉醒，否则，中国社会就没有多大希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认为，靠中国知识分子的觉悟，似乎不可能了。中国社会唯一的一点希望在于3亿网民的觉醒。当然，只能是理性的觉醒。而理性离不开知识。其实，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命题。谭其骧的话就是回答。中国之不兴，最关键的是知识的不兴。中国没有知识传统。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遗憾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没有多少知识含量的“国学”正在热火朝天，而且，现有的许多政策阻止着知识的生产！这让中国社会雪上加霜！

前几天在书店里翻阅了一本《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产生知识》的书。书中介绍，早在1973年，人们还不知网络为何物时，哈耶克就写道：“每一个社会成员只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文明须依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能获益于自己未掌握的知识。”书的作者卡斯•桑斯坦教授，是奥巴马的总统竞选的法律顾问。他在书中写道，哈耶克关于市场精神的精辟见解同样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个体对于重要事物都只拥有不完全的知识，但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共享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论这意味着定价，还是基于数量巨大、传播面广的信息，想出其他解决方案。所有这些不仅对立法机构如何制定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国会关于宽带管制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博客的推动），而且对美国法律中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也有启示作用。

不要以为“乌托邦”是个贬义的词汇。其实，人类就是朝着乌托邦的梦想前进的。西方哲学鼻祖柏拉图的《理想国》描述的就是一个乌托邦。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时候，大量的类似于《乌托邦》的著作问世了。这些乌托邦的学说和理想直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吸收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150年后，甚至更早，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乌托邦的梦想。鉴古知今。现在《信息乌托邦》这个标语的出现，决非一个新的梦呓。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在向更高层次的乌托邦社会前进！而中国人似乎想倒退回去。实在难以理解！

令人震惊的是，我在百度搜索“太监”词条时，找到了一个描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准术语：“太监化”。这个词条的有关内容对中国的知识难以兴起的原因做了很好的、非常准确的阐释。在向此词条的贡献者致敬的同时，特将有关内容辑录如下：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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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面的内容，我再次说服了自己：只有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中国才有向好的希望，而且不能再以种种借口推迟这个进程了，必须马上见诸行动了！中国人并不比别的民族聪明，当然也不比其他民族弱智。但是，如果长期抱残守缺，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真正弱智的民族。心智一日不开，社会就无一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