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分歧,主要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现实话题。是“应然”与“实然”、“形而上”与“形而下”、“价值”与“事实”之间如何联接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永远都无法争论清楚。但是,否定普世价值存在的观点,其实就是否认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以及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
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承认不同国家和地域在文化上的多样性和价值追求上的多元性,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和平、自由和理性;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得到抑制,国内政治的专制主义正在慢慢消亡。而在当下世界,人类的最大目标是建立一个好的“全球社会体系”,克制日益高涨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以保护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脆弱的(国际的或国家的)社会共同体免遭破坏。
三鹿奶粉事件说明,当下中国社会如果不承认和追求普世价值,中国的问题就会烂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让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它也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由于文化表现形式的不同,各个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旦将这些不同的文化放进一个共同的更加深远的背景之中,普世价值就能够浮出水面。
一位哲人说过,任何文化都包含了全部文化。(对这个结论,本博曾经给出了一个理由:文化,其本质就是自由;文化,本来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中国文化如果能够积极排除不良社会制度的干扰,同样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但是,由于文化是自由的,所以,任何一种已经过去的文化都不可能代替其他文化。因此,所谓“普世价值”并不单独存在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
所有的文化都会追求真、善、美。但是,何谓“真、善、美”,则人言人殊。将这种在观念上千差万别的东西,变成在现实中一体遵循的东西,人类社会就不得不进行立法活动。因此,普世价值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得到实现的。没有理性的社会实践,人们就不可能认识到普世价值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积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精神现象在社会实践中的映照。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圈。所以,最终地,中国人在精神意义和社会意义上仍然没有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人格。中国文化在僵化的制度的锁链的捆绑下,几乎死亡。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所幸的是,中国文化在差不多死亡之后,世界的整体开放格局已经向我们敞开,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获得了一丝重生的希望。
中国文化要想回归自由的本性,就必须在社会制度上完成变革。社会制度不应该阻止文化的自由和流动,而应该给每一个社会个体以同等的地位。只有精神健全的国民,才能形成一个值得为之存在的社会。然而,中国社会在权力分配上一直是金字塔型的,它阻止了国民独立人格的形成,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差不多处于死亡状态之中。这样的社会严格来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
中国社会的历史性,由于断层太多,而变得支离破碎。丧失了历史感,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局面,仍然是由于制度造成的。传统专制权力人为地、无数次地破坏了中国历史的真相。尽管我们自诩“中国历史悠久”,但我们的“信史”却并不太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来自哪里,同样并不清楚。这是因为我们从来都相信自己的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实,在夏商周之前,世界就已经共享着一个共同的史前文明。传统的官方修史的制度,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失语状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腐朽。
“形而上”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也许并不存在。这就像“上帝死了”、“国家死了”、“唯一的大写的人死了”的道理一样。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现在变得越来越“残酷”:我们必需面对同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唯一的现象的世界。但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下”的世界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传统文化上的“实用理性”,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普世价值说到底是信仰自由——而非行动自由——的结果。信仰与行动,就是精神和实践。精神自由,不等于社会实践上的任意作为。社会实践应该有精神的看护,否则人类就无法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当前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人类要和平、幸福,人类社会应该尽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它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不允许彼此伤害。
当前的各种宗教,是史前共同文明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体——人类的起源也一样,不同人种其实也是同源的。这些宗教最终也会走向“大同”。要达到这个“大同”的状态,就必须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其本来面目。“太一生水”,百川归海,人类在起源和归宿上是同一的。这就是我们人类不得不承认的命运。普世价值并不可怕,它存在于人类社会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只有抛开顾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能得到发育成长,中国的文化品格才能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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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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