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

冯·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也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哈耶克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有了中译本，加上他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有着极其深刻的论述，因此，他对于近20年中国的思想界和读书人而言，简直可谓“如雷贯耳”。同样，随着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即使没有阅读过哈耶克的原著，对他也有一个大概的模糊认知，知道此人对于市场经济的鼓吹已经达到了顶点。

然而，在中国人如此推崇哈耶克的时候，一般西方人对他的认识却并不多。2008年7月14至18日，98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7月17日，中国的官员应邀谈论他们的改革和决策经验。其中，前长沙市副市长刘晓明提到，他如何拜读冯·哈耶克的著作以弄清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下去。这场讨论之后，科斯研究所的班衡语出惊人，他说：“我还没听说过在美国有市长知道哈耶克的！”（《南方周末》，2008年7月31日。）

当看到班衡的这句话，我也大吃一惊。它破坏了我们很多人对于西方社会的成见。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马上想到了卡特、里根、施瓦辛格等农场主、电影明星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和州长，变性人、残疾人为什么可以成为市长，脱衣舞娘为什么可以成为议员，模特为什么可以成为总统夫人。

班衡没听说过在美国有市长知道哈耶克，不等于说，美国的市长们就执不了政，管理不好社会。首先，美国的市长不需要太多书本知识，他们只要有了做人的常识，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善于听取选民的意见，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地方领导人。其次，美国有稳定而优良的宪法、宪政和地方自治的传统，只要不冒犯它们，整个社会秩序就能够实现起码的平稳。再次，美国的市长不是“大人”、“圣人”，不是什么都管，更不能充当人民群众的精神导师，在选民的眼中，他们不过是带有权力符号的普通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忠实地服务于选民。最后，美国的市长不能左右社会的方向，左右社会的力量是制度、传统和选民的意见，美国的市长们的个人魅力、智慧和能力再大，也无权取代民间社会，而且选民可以通过议会等途径否决或弹劾他们的领导人。

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财富、资源、信息、智慧，包括制度、传统本身，都掌握在全社会手中，政府永远只能是公民、社会组织、各种团体的雇员，更不要说个别领导人了。因此，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最大的职责就是忠实履行既定的制度和对选民的承诺。即使这些政府官员出了问题，没有达到“勤政廉政”的要求，社会也能够通过无形的力量和秩序进行自我修复。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国家的一般政府官员自身素质不需要太强，有太多书本知识，而只需要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具备诚实、勤勉这些基本的素质就可以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甚至是反感“强人政治”的。

这样说，并非认为书本知识对于政府官员一点也不重要。那些即使没有太多书本知识的政府官员，由于长期浸淫于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可以获得大量的来自社会实践的知识，这些社会经验足以保证他们能够履行政府的法定职责。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而按照书本知识照葫芦画瓢，他们就不可能获得选民的投票、支持和信任，就会出现执政危机，遭到社会公众的耻笑。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即使这些西方官员们没有那么多的书本知识，但他们和社会各界的交往却表现得格外轻松、自信。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责任背负在身上，体系完备的社会分工使得他们只需要专注于一定的事务。

而在我们国家，对政府官员的书本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大批的“博士村官”，这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这些博士们到了基层之后，并非是真的为基层服务，而是准备着干了几年就升迁，他们平时交往的不是地方百姓，而是上级官员。这些书呆子们很快就忘记了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本来在社会实践中也派不上用场，而学会了官场的“潜规则”。

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泛化和过多的社会化，各级官员如果真的负责的话，就不得不每天都要应付海量的社会事务，即使像孙悟空那样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不堪重负，而最终选择投机取巧。由于职责多，手头的权力也就变大，因此，贪污腐败必然会成为不得不要去面对的风险。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下，即使圣人，也不免要犯错误。更要紧的是，由于政府在社会责任上的“高、大、全”，民间智慧不得不出现退却和萎缩。政府包打天下的格局，又反过来要求官员们知识越多越好。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官僚体制也就失去了“社会理性”，社会就变成了政府的独角戏。

中央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方针政策是不错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摸索下去，中国的改革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才进入社会，而不是政府。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