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大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一位法理学界德高望重的法学家曾经说，在我与朱苏力接触时从他言谈举止感到，此人已俨然是法学界的余秋雨式的人物。余秋雨前不久因为写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而遭到网民鄙弃，他在文章中异常酸楚地说：“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朱苏力不愧为余秋雨式的人物，他们运用的伎俩如出一辙：自己是大好人、明白人，老百姓都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而阴险的敌人则在暗中窥视；但我们不要担忧，因为有余秋雨和朱苏力这两位民族英雄在时刻保卫着我们。

然而，奇怪的是，朱苏力将西方和国内的无数学者、百姓视为假想敌的底气却来自他的留学美国的背景。在他那篇“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的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不少人专业不行，研究搞不下去，只有去当不太需要专业能力的、成名容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将矛头直接指向《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涟，其实也是对贺卫方等人的含沙射影。朱苏力接着暗示读者，自己处在洋博士和有行政职务这两条“精华人物”交叉线上，他才属于极少数精华中的精华。

这个毫无廉耻、对任何事物都抱着先入之见的人，是不可能将社会科学这门学问做好的。朱苏力的最大学术成果，不过是翻译了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的几本书。其他剩下的学术，就是制造垃圾言论。他罔顾法治源自西方、是西方文明特殊条件下的产物的这个历史事实，而杜撰出了一个法治的“本土资源”。其实质就是将学术不再当作“天下共器”，而转化为国家和私人属性的物品，以树立个人学术观点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除了几本满纸荒唐言的诗歌散文式的“法学著作”，朱苏力的社会观点一直处于隐蔽式的龟缩状态之中，在网络上并不容易找到。但在那几本书中，他作为特别喜欢指点江山的学者，好象什么都说了，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此人没有什么法学专业上的贡献，而只有歌唱时代特别是权力的媚骨表现——他曾经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序言上反问过别人“什么是你的贡献？”。朱苏力的贡献不过就是胡扯和妄语。几年以前，他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空前的变革时代。如果从规模和深刻程度上看，正在发生的这一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的变革可以与之相媲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认为，世界历史出现过四个“轴心时代”，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的那个中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除了无穷无尽的战争，就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还有少数政治改革家管仲、商鞅等。而在同期的西方则出现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今天的世界文明的根基就是古希腊时期已经取得的巨大的思想成就，而与春秋战国时的思想无关。春秋战国时的思想主流其实不过是一些统治术，而很少有现代学术、学科的价值和意义。在那种表面的繁荣之下，却埋伏了后来中国的艰难命运。朱苏力之所以有这种赞美春秋战国的观点，是由于他内心中真正的追求不是学问，而是诸子百家一样的统治术。遗憾的是，这种拙劣的统治术让无数中国人成为了权力的奴隶，至今仍然无法醒悟过来。

几天前，朱苏力应邀在中原某报业集团发表演讲，他再次大放厥词，抛出了不少惊人的言论：①对于中国这些（人人参与腐败）的问题，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啊、民主啊、自由啊、法制啊，统统是扯淡，根本不能解决问题！②现在根本不存在农民养活城里人的问题，而是城里人养活农民的问题，比如种粮食补贴，不收农业税等等。

我不知道朱院长先生是想给别人下药还是已经被别人下了药。我们只能一声叹息：让这样的混蛋长期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太师椅上，北大怎么可能继续“伟大”而不腐朽堕落呢？既然如此，那就让北大和朱大人一起自取灭亡吧。朱大人既然羡慕农村人，他就应该离开城市，成为一只享受种粮食补贴的猪。只有这样做，他才真正回答清楚了“什么是你的贡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