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日常说的都是“鸟语” 

——汉语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二）

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当然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专制政治。这个顽症还可以通过其他视角而认知：（1）我们的社会一盘散沙；（2）我们的经济自给自足；（3）我们的文化毫无创新。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汉字有关。汉字就是决定中国不断衰落的基因和密码。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主要借助全球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学术观点，说明了汉字反映在中国古人思维方式上的原始性。而这种原始性，由于汉字的统一，加上政治上的大一统，因此，它被几乎所有中国人继承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汉字一种文字。除了汉字的变体有多种外，中国也有字母文字。如来自阿拉伯字母的蒙古文、满文，来自印度字母的藏文和傣文。而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都来自西亚。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汉字没有字母化，是汉民族的悲哀。日本、韩国等国家曾经用的也是汉字，但是现在都“脱亚入欧”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深刻用心和创造力。只有中国，一直在作茧自缚。由于汉字、“汉思维”的缘故，中国如果没有其他语言的刺激，就已经丧失了思维进化的可能性。这就像古代人类一样，在现代智人之前的人类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他取代了以前的各种古人类。

其实，在欧亚大陆，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中国外，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欧洲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障碍是比较小的。而从西亚到新疆比较接近的纬度上，在这么辽阔的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并不困难，尽管文字不一样，但是由于很多发音非常接近，所以彼此之间容易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他们的语言表现出了一种家族相似性。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则不一样。尽管人们使用的都是汉字，但是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却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方言多如牛毛，在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地方，一些方言听起来居然可以毫无关联。每一种差异比较大的方言，都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只是这些年，由于全球化和外资的力量，原来的地域之间相互排外的心理才有所改变。而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这种分裂的语言体系非常适合皇权体制对于民间社会的分而治之。

我的家乡在湖北，那里说的是一种土话，我差不多到上高中才知道，还有什么“普通话”。但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人们往往是不讲普通话的，只讲方言。我小学只学了一点点汉语拼音，而且老师从来不讲普通话。到了大学，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加上学校提倡，因此比较交流才开始用普通话。但是，不同地方的同学讲方言时，那种情况可谓“鸟语”一片，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鸟语”这个词语好象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的的产物，是当时的内地人讥笑广东人的话。中国人说话很像真正的“鸟语”。很多动物也是有语言的，但是往往比较简单。国人常用的汉字只有1000多个，而且是单音节，所以语音单调，因此不同的方言听起来就像不同的动物在叽哩咕噜。由于汉字很少，普通人懂得的汉字又比较有限，而且同音字很多，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创造”大量的土语用来交流，这些土语一旦离开这个狭小的地域，就不知所云了。

可见，汉字和语言是脱节的。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治者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语言，中国的“文字狱”传统也积淀在人们的骨髓之中了，汉字就像牢狱一样僵化了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思想应该是自由的，语言应该是鲜活的，否则，再美的文字也无法形成一个好的社会。但是，中国人的思想跳不出四书五经几部简单的文本，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循规蹈矩、白头到老地吟颂；同样，中国人的语言贫乏得惊人，而且还不可以自由、随意地说。我的一个领导曾经对我说出了非常经典的“为官之道”：“你可以乱吃，但不可以乱说。”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现在的西方人很少懂得古文，包括几百年前的作品，例如古希腊文字、希伯来文字、拉丁文字、古英语等，但是他们却可以充分理解这些文字的精神内核，因为他们通过语言、思想和社会的自由流动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经典”。中国人则不一样，四书五经之类，只要比愿意稍微花些工夫，你照样可以读懂，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中国的古体诗虽然无数，但是其内容却几乎雷同，这些诗歌只有一堆意象，几乎没有思想，而西方的诗歌很像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西方的拼音文字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非常灵活，故其书面文字往往随口语而改变。汉字的单调、原始，决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也非常单调、原始。汉语的语法不精确，逻辑不严密，所以大家容易自说自话，无法形成真正的合意的交流。而且，中国人大都老气横秋，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非常老实巴交的木讷样子，其实不过是由于语言极端贫乏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受制于汉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死寂的、呆板的、暮气沉沉的。例如“家”字，是屋子内的一头猪，“富”字就是家中的财物多，你无法改变古人赋予它们的意义。

我在《中国人：不是人的东西》说明了，（由于中国文字、语言、思想的原始性），中国人只有类型特征，而无殊型特征。这就像老鼠的遗传一样，动物性状被保留下来了，而自我的异质性却没有。中国人一直追求所谓的“内在超越”，却不关心社会和精神的成长，这是没有效率的本能进化，是本体的内在性。它体现为，中国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弱肉强食越来越明显，动物性状得到空前的强化。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阐述了，本能和知性是进化的两种渠道、两种方向。前者依赖的是自身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效率十分低下；后者依赖工具的改进，它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比本能改善的消耗不知小了多少个数量级。由于缺少语言这个重要的中介环节，或者说，这些中介或环节被人为地破坏了，因此中国人陷入了非常孤单的动物化的生存状态之中，也因此中国社会一盘散沙、难以进化，并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体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中国人的文化密码《易经》中的“易”就是“日”、“月”的轮流交替。天地、阴阳、君臣、父子、生死等等，都是两极性的震荡。同时，中国人往往阴阳不分，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知道矛盾律中的矛盾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是我们却总是以和稀泥的方式建构“和谐”。余英时在《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中写道：“中国古代虽然有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想像，然而并不十分发达。最重要的还是人世、天堂与地狱也是人世的延长，简言之，生前世界和死后世界的关系也表现一种不即不离的特色”。

稍微扯远了，还是回到汉字。卢梭认为，文字文明也就是书写语言是邪恶之源，因为文字使人与人隔离，而说话则必须亲近。他认为文字导致暴虐政治和不平等。读书人对不读书的人有特权。书写忽视读者。真正的语言应当通过声音来表达热情。说话不像文字那样导致疏远和距离。古代中国人们的理想之一就是“立言”，其实就是留下文字，中国人语言和文字一直是混淆在一起的。中国人的文字崇拜，其潜意识就是原始崇拜。我们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实际，就可以发现，领导签字是最大的“法”，而且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不管对错，下面只能鸦雀无声，不能有不同意见，而领导的发言不过是念上级的文件或者早就草拟好的讲稿。在人群之中，汉字不适合辩论式的“吵架”，甚至不适合说话，而只适合骂娘。这大概也是领导权威必需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但汉字不是符号，所以我们只能剩余“动物”这个特征了。

上面的描述，不是证明汉语汉字一无是处，而是说明汉语汉字的进化几乎完全停止了。其实，在历史上，它们曾经辉煌过，但毕竟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清朝外国的传教士麦都思说，中国的黄金时代属于历史的过去，因而中国人遵守传统、反对创新。无数代人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注释一些典籍，整个文化丧失生机与创造力。他说：“在汉语中，口语发音与书写文字仍保留着原始的形式，他们的字都是单音节的、象形的，与远古时代完全一样。中国人认为，始创文字的功业是巨大的（所谓“仓颉造字泣鬼神”也，笔者注），不可超越也不可改进的，所以后人只需要摹仿前人就可以了。”麦都思认为，汉语是一种原始的语言，以汉语形式保存的文化，是一种崇古的、原始的文化。

西方人认为，言语高于文字，说话比书写更重要，他们是语音中心论者。中国人迷信白纸黑字，我们是书写中心论者。“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导致了中国读书人读死书的陋习，其命运就是被文字毒害致死，而失去了思想和语言。语言哲学家索绪尔认为，言语优于文字，先于文字。语言的本质是言语，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缺少生机的。他认为，音符是一级能指，字符是二级能指。人们首先说话，然后才书写。言语和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声音与思想直接一致。言语是活活生的，而书写则没有这种直接性和亲切感。这一对比十分适合于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因为象形文字更注重书写，拼音文字更注重声音。其实，西方后现代哲学有力地批判了“文本中心论”，它认为，上帝死了之后，“人”也必须死。作品一旦问世，“作者”就必须死。因此，西方人看文字从左到右的习惯表示着“NO！”、“NO！”、“NO！”的思维特征，而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方式是自上而下，总是不停地点头。

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差异，除了上面的交代之外，更重要的是，拼音文字导致了人人基于人格平等的一种社会结构，所以西方文明才形成了法治的传统；而象形文字重视祖先的安排，一切都要服从传统，不敢越雷池半步，死、生不分，它导致了人治的传统。这两种传统与各自的文字、语言体系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与法治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孰优孰劣，不言而喻。限于文章篇幅，只能在下面再予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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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晕了吧，下面的更晕：

汉语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