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并不复杂。在秦始皇之后1912年之前，控制中国历朝历代的一般是一个家族，不过每隔一段时期再换一个家族而已。1912年之后至1949年，是混乱的战争年代，但其首尾还是以家族的形式连接起来的。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分开，国共各自主政一方，家族形态的朝代政治开始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化，但是它们都留下了一个“一党独大”的尾巴。但是，自从民进党执政台湾以来，或者更早，台湾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家天下”的传统政治格局。可惜，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只算一个“地区”。

“中国”的主体仍然是大陆。大陆的主体，在政治上，是一党执政；在经济上，是公有制。现在的问题是，大陆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垄断。更进一步地说，垄断并不可怕，有些是天然垄断，例如政府垄断行政权力，国有企业垄断矿产资源等，有些垄断是由于市场力量对比形成的，例如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最可怕的垄断是化公为私的家族垄断，因为它具有原始性，与传统政治非常类似。具备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大陆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与家族垄断直接关联，它们的联结点就是应该分配而没有分配给社会的权力。

政治上的问题这里就不仔细分析了。让我们看看大陆的经济垄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改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实际上很少改变。但是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垄断从“完全垄断”变成了“寡头垄断”，一方是若干家族控制的公有制经济垄断，一方是若干国际资本控制的外资经济垄断。由于国家主权的存在，前者暂时没有受到后者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并非不存在。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就只能生活在弱肉强食的包围之中了。加上公有制经济垄断地位的支撑需要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完全依靠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而获得利润空间。所以，从整体上看，大陆经济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的支持和各种资源的牺牲，很快就会失去对外资的吸引力。

大陆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上的垄断特性，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构，一方是特权阶层，一方是非特权阶层，中间几乎没有过渡，非特权阶层要么成为附庸，成为特权阶层所物色的管理、技术人才，要么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这样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在实质上差异不大，都是一个“两极社会”。“两极社会”的两极是抵触的，因此这样的社会形态往往危机四伏。但是，我们万万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因为资本的特性至今没有改变，它是嗜血而无人性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因此，国家利益和主权仍然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依赖它与外资既竞争又合作，而不能出卖本来属于国民的利益。

然而，遗憾的是，“两极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即特权阶层在本性上和外资差不多一样。这个结论可以通过观察晚清政治而得来。所以，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的转型，就不得不依靠既得利益者即特权阶层的理性自觉。依靠革命是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也因此，中国人长期做贱民和奴隶是不得已的选择。这就是一个“历史怪圈”，也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它的逻辑基础非常顽固，是以往几千年历史的顺延，任何试图改变的努力都会遭遇失败。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台湾为什么能够改变？一得益于美国的支援，一得益于文明形态的逐渐改变和台湾领导人的理性自觉。随着“蒋家王朝”的衰落，台湾终于结束了“两极社会”的历史。

台湾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形态，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文化，整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得到了快速提升，台湾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与大陆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因此，台湾经验完全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剩余的问题就是大陆如何转变。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很显然，需要自上而下。因为中国的民间社会不具备对抗特权阶层的实力，相反，他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依赖后者。大陆必须经历民主和宪政的过程，否则，它无法与这个世界实现“同构”，从而进入“后现代社会”。

不要再躲躲闪闪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