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甘阳将剩饭新炒的《通三统》在我的脑海中象幽灵一样徘徊，如果不拿照妖镜驱走它，心中老是有很大的不畅快。因此，在本来停博时再博一次。
一种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生态圈，有什么样的文明生态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无数的、肯定也是所有的生态圈都发生了急剧的变迁，甚至是彻底的颠倒，例如喜马拉雅山在若干年以前却是海底世界。但在《通三统》中，甘阳任意搓揉中国历史，并且捏造出了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文明连续统”。
要知道甘阳的“通三统”（即他自谓的“新三统”）是什么货色，就先要知道什么是“旧三统”。“旧三统”是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所谓的“道统、学统与政统”。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为了传统中国文化能够应付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实现“现代化”，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即由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这种论调就是甘阳“新三统”理论的渊源，但甘阳在提出自己的“新说”时没有忘记对“旧三统”加以修葺。
甘阳所谓的“新三统”即“孔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据甘阳论证，这三个传统具有内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它们承上启下，环环相扣，因此应该看成是一个传统的“连续统”。但这个传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甘阳却语焉不详，我猜想，大概就是他鼓吹的中国社会的理想范型，即他在“新三统”说以后抛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历史到了这里，大概就可以“终结”了，此乃新儒家们梦寐以求的“大同世”？
对比“旧三统”与“新三统”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其实非常小，都是中国文化老而又老传统的一部分，其实质就是“内圣外王”之学，是盲目自信和极端民族主义之下的“圣贤”学和“霸王”学。只是二者“外王”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有所差异罢了。牟宗三的“旧三统”试图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而在甘阳的“新三统”中，“良知坎陷”似乎已经完成了，靠的就是“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
甘阳认为，“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本博戏言：中国人民真幸运啊！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场“三反五反”、一场“大跃进”、一场“文化大革命”居然让中华民族赢得了一个“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尽管只有区区几十年的牺牲，但值得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不孤立，他搬出了一个曾经混迹政界的美国学者谢淑娜，后者认为，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甘阳随之对她的观点加以引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失败”。接着，甘阳又在理论上攀附上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将毛泽东时代描绘为“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而甘阳所谓的“邓小平的传统”，则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权利等等。”。（本博戏言：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经过几次“基本上”的估算，居然也基本上赞许了自己的敌人——自由主义者信奉的“自由”和“权利”等概念！）
甘阳在《通三统》中并没有着力论述“孔子的传统”，大概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即使对于同一个战壕中的其他文化守成主义者来说，将儒家完全代替“中国文化传统”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甘阳毫不隐讳地宣称，所谓“通三统”乃与孔子以来的“春秋大一统”理念相关。岂止“相关”，其实就是“同一统”和“连续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得惺惺相惜地和西方扯上一点类同关系。他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世界上其他任何形态的文明都中断了，因此没有了“连续统”，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文明主体性”！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通三统”，乃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没有真正被外族征服过，中国是“最”独立于西方的，是完全自成一体的。而埃及、印度、波斯，从上古时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了。（本博戏言：难怪西方人认为，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问题”！因为几大古文明都“西化”了，而印第安文明则被西方灭了。）
按照甘阳的说法，中国文明尽管在晚清轰然倒塌，但之后却又被中国人寻找回来了。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挣扎后，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时代中国在文化、政治上都保持了“一统”，而且这两个时代并没有割裂，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分权”。毛泽东时代的秘密是“地方分权”。甘阳在这里再次搬出美国学者舒曼的观念，后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起“大跃进”，乃因为毛害怕农民和工人以及工农干部被边缘化了即被置于工业化之外。毛的“大跃进”走的是“延安道路”而非“苏联道路”，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法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而所谓的“延安道路”，其核心思想就是依靠当时大多数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搞工业化建设。现在谁都知道，当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其实就是典型的蛮干。但甘阳对此却只字不提。
甘阳接着论述，邓小平时代的秘密则是“放权让利”。为了让人相信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文化实力是来自于本土的，具有“乡土”性，他举例说，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成功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统”的现代化，决不让“乡土社会”的人民群众被现代化“边缘化”。其实，稍微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按照所有制类型来划分的企业根本就不“现代”，相反却非常落后，正因为“乡镇集体企业”不伦不类，所以早就被中国人丢弃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甘阳所认为的那个“连续统”。但晚清以前，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由于历史的惯性和中国文化圈的相对封闭性，中国的确有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在整体上表现为“大一统”，分开来说，它在“道统”上表现为儒家的传统，在“政统”上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传统，而在“学统”上则表现为小农经济式的“实用理性”的传统。通俗地讲，传统中国文明就是“秦家店”和“孔家店”共同主持的天下，在这样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开出“科学”和“民主”。
但是，这个持续两千多年的“连续统”自从随着晚清一起瓦解之后，尽管其道统、学统和政统不再是一个“同一统”、无法黏合起来了，但它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当下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特别是“道统”中的儒家伦理和“政统”中的集权政治，而在“学”上，中国仍然表现不佳，思想不兴，民间不活，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仍然异常缺乏。因此，也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仍然延续了“大一统”的格局，受制于“道统”和“政统”。关于中国式的“大一统”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相信你随意查一些资料，就可以知道。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一个文明是否一定需要“连续统”，以挺拔其“主体性”？它真的像甘阳所讲的那么重要吗？我认为，一个文明的延续，根本就不是甘阳所讲的那样，真的需要一个“连续统”。任何文明就像人体本身一样，其生死往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除了本身的身体素质外，还有一个外在环境和摄入物的问题。而任何文明的消亡好象也是必然的。即使将来可以人为地无限延长一个人的寿命，但毕竟它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
但文化却不一样。文化是历时的、当下的、自由的、流动的、通过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而自我伸缩的。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消亡，除非人类不复存在了。因此，挺拔一个文明的“主体性”，也并不是由它自身完成的，它必然要借助“他者”。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是否需要挺拔一个文明的“主体性”，才变得不怎么重要起来，中国人才能够轻松地放下历史包袱，不再纠缠于自己的传统是否独立或伟大。实际上，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一直并不孤立，它之所以相对封闭，完全是由于所谓的“道统”、“政统”和“学统”的人为阻隔。
当今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正在走向多方位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正在扩大，这是一件大好事，中国必须感谢世界的全球化。“中国传统文明”不再是只属于中国人的了，它属于整个世界的传统的一部分。因为传统只能通过“当下”才能存在，而这个“当下”现在已经扩展成了整个“世界”。偏要分出“我的”、“你的”、“他的”，正是当今中国文化人心灵世界极其狭隘的表现和反映。我们惟一需要警惕的是，总有一些人试图这样做，而且他们总是试图用过去的传统和虚荣，“连续统”住整个世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企图和用心啊？在这里，我要大声地对这些人说：不要再误读传统了，也不要再制造噪音了，还是多多关注一下眼皮底下的现实吧，要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关键是把握眼前的机遇！是当下在解释、改造和翻译着传统，而不是相反。
说明：“文明”与“文化”是不一样的，本文无意认真甄别。但可以这样说“一个文明程度高的人，不一定就有文化上的竞争优势。本文中的文明——文化，是结构——解构的关系。或者，将它们反过来也可以。都不影响文章主旨。
延伸阅读，我的“鼠年10炮”系列：
鼠年第一炮：中国人的鼠性（新浪博客首页推荐）
鼠年第二炮：春节迟早要消亡（新浪博客首页推荐）
（新浪“文化博客”列表文章）
鼠年第四炮：国——家迟早要分开——再谈春节迟早要完蛋
鼠年第八炮：中国的草根要发芽！（新浪博客“名家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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