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第八炮：我看吴稼祥和薛涌的“反智”之争

针对薛涌的“反智”，吴稼祥在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刊登了《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它以严谨、公正的态度探讨了所谓“反智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功效（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文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此再次引发了一场口水战。薛涌的粉丝忒多，加上薛又是书商封的“中国民间意见领袖”，因此，吴稼祥被痛骂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本来不想掺和这件事，但由于当初吴稼祥写《薛涌，你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这篇文章是本人引起的，所以不得不阐明我自己的态度。论辩总是好事，它可以让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下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所谓“旁观者清”，本人尽管学力不逮，只读过几年几乎没上过课的大学，但仗着还有起码的道德良知，所以才敢于东扯西拉几句。

吴稼祥和薛涌是两块学术大牌，都有求学美国的知识背景，但是，前者认为“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而后者强调，“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两者的观念可谓势同水火。

薛涌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自然是正确的态度，但由此得出“反智”的结论，则实属瞒天过海。就象吴稼祥所批判的那样，薛涌在这里已经“把知识性、真理性问题，偷换成了政治性问题”。尤其是最近，薛涌抛出了自己的大作《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为阿Q平反，并且狠狠得踏了鲁迅一脚。他认为《阿Q正传》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奠基之作。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祭出“宪政孔子”的大旗，这简直就是千古奇闻了！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世界上尚无第二人这样解读过孔子。其实，为了“与世界接轨”，薛涌的这个做法并不新鲜。不惟“宪政”的传统可以在古代中国编造出来，中国的“四大发明”不同样被自豪的国人认为造福了西方吗？这和“足球起源于中国”、“老子化胡”等自慰行为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薛涌大力抨击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薛涌的“反智”说，不仅仅有吴稼祥所认为的偷换概念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薛涌通过“反智”说制造了一个伪命题！这个伪命题不仅与命题的语境相关，更与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薛涌简单地套用美国的草根哲学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原本是没有什么“草根”的，更不存在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

首先，中国从来就没有“知识”和“知识学”的传统。“知识”和“知识学”作为一个可以持续的传统，只是发生于古希腊，并且被西方所继承、发展。而在西方之外，则没有这种传统，或者说，即使出现了某种类似的苗头，最终也难以为继直到消亡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作为历史的一个偶然的业已造就的特例，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客观实在。硬说中国也有这个传统，试图推翻“李约瑟难题”，显然是非常荒谬而可笑的。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工是严重扭曲的，古代中国的“精英”士大夫们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外，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恶习让他们在整体上成为了专制体制的寄生虫，谁都知道，中国的绝大部分“实用理性”——李泽厚的“乐感文化”倒是被薛涌念叨到了，但他也许没有认真分析李的“实用理性”——完全流散在民间社会，这些“实用理性”的掌握者在历史上甚至是被绞杀的对象，因此，传统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知识生产”的机制和合理分工。

再次，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究其实质，就是政治对道德的替代。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正常的道德伦理，有的是相互剥夺和争抢霸主地位的恶劣历史惯性。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道德标准。“知识分子”（姑且这样称呼那些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作为专制传统和体制的寄生虫，同样是被奴役的对象。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社会，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根据康德的论述，真正的道德，其本质就是自由，因此，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应该是处于同一个平面的。故：

复次，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从来就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正是薛涌所鼓吹的“宪政孔子”束缚了中国读书人几千年，加上专制皇权对儒学的利用，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和天下老百姓一样，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人格。正是由于中国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各自的道德力量才无法生长出来，同样，建立在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的法治也就不可能产生。戏说一句：“宪政孔子”其实就是中国的黑社会老大，是威权社会的奠基石，在他满口“仁义道德”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杀机。孔子的“仁义”由于存在着等级，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以众生平等为基础，以“爱”为核心的伦理学。

再次罗嗦一下，本人尽管知识浅陋，连“知识分子”的称号都够不上，但还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薛涌反感“启蒙”，但他现在却鼓吹起“儒家启蒙主义”来了！而且，他还振臂高呼：“知识分子要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滚开！”

薛涌尽管无法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但他也算是沾着边了！因为他说出了“生活”这两个字。“生活”其实就是文化，其本质就是自由的、流动的，否则，就不叫“生活”，应该叫“死的活着”——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它比阿Q还可怜，阿Q毕竟还有一点朦朦胧胧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只有处于自由的状态之中，知识生产才可能发生。这里，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理性？理性真的值得全盘否定吗？

美国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在后现代社会，理性这个传统在整个西方并没有处于荒废和没落的状态之中。恰恰相反，理性在西方正在以革命式的面貌得到了加强，当然，是“扬弃”，但理性的传统依然没有任何颠覆，而是广义理性的突现，是“自由”加“理性”之后的理性。理性与非理性应该更加和平地相处，但反理性是绝对不可以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广义理性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决定着能否实现自由。而反理性则可以彻底毁灭人类所孜孜以求的自由。

西方并不反理性，而是反对“理性的狂妄”。因为整个西方发现，理性开始越来越功利起来了，它开始象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直至危害人类自身。“理性”的异化来自人们对知识，尤其是现代科技的不当利用，其本质就是“人”的异化。因此整个西方开始将目光深深探入社会内部，试图发现人何以为“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命题，但现在却以新的面目和方式出现了。西方知识和哲学由此开始了“社会学的转向”。这是令人振奋的好事情。否则，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的确有可能将世界和人类引向灾难。

在“社会学转向”中，草根只是一个小问题。本人没有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外的地方参观或生活过，但我可以猜测，对草根力量的重新检视，是一个更加人性的社会的开始。但草根是不是薛涌所谓的“主流”，则要打一个大问号。美国的草根，我相信，他们至少还是“人”的一员。草根话语之所以出现了，是因为草根同样可以觉醒起来，直到发芽、开花、结果。话语权利一旦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实现，整个社会可能会重新活跃起来，从而走向广义理性，到达自由本身。

而在中国，是没有什么“草根”的。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只是无声的石头和木头，是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到达自由目的的“人”。在这里，我开始体会到吴稼祥的“诗意”和深刻。他说，真正的草根是没有发声器官的。针对薛涌的著作《草根才是主流》，我要大声疾呼：中国还没有草根！如果你真的将自己视为埋在地底下的“草根”，你也要奋力地挣脱金字塔的压迫，争取冒出自己的嫩芽来，否则，中国文化永远只能“沙化”下去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一声叹息，在中国社会，误导甚至愚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实在太多太杂了。如果连作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出版商加封）和“当代中国的鲁迅”（大学生加封）的薛涌都这样歪曲地传播西方思想，我们的中国是否有希望，还真要再次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

事件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