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第三炮：决定“改革开放”成败的最大秘密是什么？_第一哲学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特别值得中国人深刻反思的历史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社会变迁也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其他诸如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改革开放继承的是一个传统，因此中国社会才能够平稳运行；而其他诸如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是彻底颠覆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政统”），结果导致了流血和分裂。

在这里，传统的力量再次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中国的“变”中有“不变”，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步成功的最大秘密——即“中国经验”，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秘密就是“西方经验”，也可以说是社会资源的“全球化”分配——自由市场。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只注意到了那个小秘密，而对那个最大的秘密却视而不见。

所谓“中国经验”，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这个历史传统就是甘阳所谓的“通三统”，即“孔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据甘阳论证，这三个传统具有内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应该看成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甘阳却语焉不详，我猜想，大概就是他认为的中国社会的理想范型，即他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理想国”，也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怀疑的乌托邦。这里无意质疑“社会主义”，需要反省的是究竟什么是“儒家”的“共和国”？儒家真的能够为当代中国开出治国安邦的“政治儒学”（蒋庆）吗？“儒家伦理”真的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内因吗？

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不仅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社会。在世界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才坚守着自己的古而又老的文明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国家”精神的万世不易，一方面是“国”的传统，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家”，这个社会以家为中心构成一个“同心圆”（费孝通），“国”和“家”紧密结合成为“国家”，导致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和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这才是中国最坚固的堡垒。因此德国大思想家韦伯把传统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

“二战”以后，新中国在政治上选择了“苏联模式”，从最高层的上层建筑，一直到培育国民精神的教科书。这种政治制度与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具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但“苏联模式”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执行得也并不顺利，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到来。可见，任何政治模式如果过分背离了“社情”、“国情”或“民情”，就注定要被其他的政治力量扭转过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为它继承了中国社会的传统。

历史总是在新的时期给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提出新的挑战。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各种社会因素正在发生着巨大而剧烈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每个大陆人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因此，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正在积聚，深层次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一个文明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观念）文明。在器物和制度方面，中国正在“与国际接轨”——是否确乎如此，仍然值得疑问——但在精神、观念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步履艰难。原因仍然出在传统上，传统的障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这个传统是由多方面组成的，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障碍，例如中医、艺术等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罪过，罪过的仍然是观念上和社会结构上的传统。关于观念上的传统，这里不想展开说明，本文着力点是社会结构上的传统，并以此来质问我们的观念上的传统。

一个社会的变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结构上的变迁，也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翻开历史，任何国家的社会变迁概莫能外。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只能取得初步的成果，原因就是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历史规律。政治模式可能并没有好坏之分，但社会结构变迁却是可以用“好”、“坏”来衡量的。如果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受益的只是少数人，那么这项改革措施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然而，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担忧，也是改革设计者们的担忧，却正在成为现实，正在考验着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权力的单极化和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前者导致了腐败的屡禁不止，后者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同时，此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坏的传统的话，中国社会结构上的两极分化就是其一。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士大夫”与“庶民百姓”的两极社会。

我一直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精英”与“草根”的社会，而是一个“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混居的社会，是一个“江湖社会/熟人社会”并存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鲜明“主流”文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法治”因子而只有人身依附和特权崇拜的社会，一个没有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只有生存智慧的社会。它完全继承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就是，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想做皇帝但在现实中又甘作奴才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没有信仰的社会（鲁迅）。这样的社会结构让人感觉到震惊和害怕，它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的良性转型就永远无法实现。

关于我的这个论点可以由几个简单的数字得到证明。据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就高达1316.2万人。但农民真正需要政府办事的时候却常常找不到人。1999——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据报道，每年仅机关公务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过去20年中，每月平均收入只有千元左右的农民工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16%。“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混居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均质化腐败”的特殊现象难以根治，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正在中国“崛起”。要知道，资本是最容易和权力发生勾结的，所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才值得格外警惕。

综上，不难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必须深刻反思“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有新的理论“范式”（库恩）出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否则，坏的传统仍然会阴魂不散，死灰复燃。新的理论“范式”并非完全推翻以往的理论，就象爱因斯坦的理论不能消灭牛顿的理论一样，而只是“中心”的转移。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要求“多中心治理”机制的诞生。我在《“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弄清楚什么是“政府”》一文中认为，“在现代（或后现代）国家，政治的内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政治一次又一次地与宗教、经济、文化，甚至与国家，当然，也与政党，进行着持久的脱钩运动，它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社会和社会上的每一个自然人或者各种组织体。”“在政治的‘蜕变’中，政府不再是政治的当然中心，同样，政党也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政治的当然中心。各类部门、各种力量的崛起，从此打破了传统的政府、政治的格局和权力分配的结构。”

中国是一个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更不可能进入到后现代政治的状态之中。由此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分步走。当然，有一步是始终没有办法回避的，是怎么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实行真正的宪政改革，限制政府大到泛滥的权力，回归、扩大公民权利，建立一个“市民社会”。

由此可见，以前的“改革开放”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要求我们对这个概念进行全新的诠释。同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政治术语，都应该进行重新理解，否则，又是一个政府包打天下的格局。也只有这样，“小康社会”、“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才能有观念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中国要打破以往的社会格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适应平面化的要求，建立一个所有权力都处于一个平面、相互制约、和平相处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特权决定一切、人人相互剥夺的社会。

参考:

鼠年第一炮：中国人的鼠性（新浪首页推荐）

鼠年第二炮：春节迟早要消亡（新浪首页推荐）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弄清楚什么是“政府”（新浪名家专栏）

中国人穷得只剩下“家”了！（新浪“锐博客”推荐）

分享到新浪微博

阅读┊ 评论 ┊收藏┊打印┊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