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的演变与直接抒写的兴衰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六）

白鸦

    上一篇随笔说了，平铺直叙的“赋”不是直接抒写。“赋”只有与“兴”融合，才能突破目的性叙事，建立可能性叙述，靠近直接抒写。说到“兴”，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古人对“兴”的理解存在分歧。不过，尽管理解五花八门，亦有规律可循，因为“兴”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托物起兴”。只要基于这个最基本的定义，“兴”的核心问题就不难把握了，其实就是两句话：“托物”究竟托什么？“起兴”究竟起什么？

    在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古人对“兴”的理解不断进步，不断演变。汉代诗论说“兴”，强调托物起兴，重点基于政治视角发挥诗歌美刺作用；魏晋六朝诗论说“兴”，在追求美刺的基础上强调“起情”，进步大矣；唐代诗论说“兴”，继续强调美刺，但已由政治视角转变为文学视角，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宋代诗论说“兴”，范围更宽，强调外部环境、客观事物对诗人内心的作用以及“情义”；明清诗论说“兴”的境界更高，基于民间视角，追求自然而然，返璞归真。由此可以说，古人对“兴”的理解，是一步步靠近直接抒写理念的。“兴”的理念之演变，深度影响着直接抒写理念的兴衰。

    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对“兴”的理念之演变略作梳理：汉代说“兴”，强调托物起兴与美刺，要数郑众讲得最清楚，他说：“兴者，托事于物”；又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他的理解主要基于政治视角。其实后来的大儒朱熹将“兴”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虽然影响甚大，被今人拿来当作权威定义，好像中学生语文考试就以此为标准答案，其实朱熹的论调也是基于政治视角的，同样缺乏了情义，有什么好追捧的？

    魏晋六朝强调美刺，但“兴”的重点已由“托物”转向“起情”。刘勰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挚虞也说：“兴者，有感之辞也”。这一时期关于“兴”的种种论调，以钟嵘之说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唐宋至明清的各类诗论，已经很少说“赋”了，主要说“兴”，为什么呢？这其实意味着理论家们已经明白了“赋”不是理想之物，不是直接抒写。唐代说“兴”的核心话题当然还是托物与美刺，但视角与以前迥异，陈子昂、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的美刺之说，已落在文学视角，而非政治视角，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可以说，美刺理论所体现的，正是直接抒写的当下性原则，从汉到唐，对美刺的认识由政治视角演变为文学视角，此即是剥去观念外衣，还生活以常态，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至明清的诗论，多将“比兴”混在一块儿论述。那么，“兴”与“比”的区别又何在呢？关于这种区别，论者甚多，但要数清代沈祥龙的“比兴互陈”之说表述的最干脆，也最清晰：“兴”就是“借景以引其情”，“比”就是“借物以寓其意”。所以归结起来，“兴”与“比”的主要区别，其实就在于一个主体性的“情”字。

    上一篇随笔，提到宋代诗论家李仲蒙，此人的确是个实力派，他不仅重新精准定义了“赋”，也重新精准定义了“兴”，他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李仲蒙不仅揭示了诗人接触客观外物而引起主观感情冲动的事实，还特别突出了“起情”。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亦有类似观点。我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起情”之说可以追溯到屈原，是早期直接抒写理念自觉的核心内容之一。

    及至明代，“前七子”老大李梦阳主张官方学习民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意见！用今天的话说，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多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所以他强调“比兴”源于真情，而真情即在民间。李梦阳说:“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如果把李梦阳的意思发挥一下，无非就是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无非就是新立场所说的“剥去观念外衣，表现老百姓无史可录的常态生活”。李梦阳的写作理想，就是直接抒写。

    清代周济也是个头脑清醒的理论家，他论词，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强调“托物”与“起兴”两者皆不执著，皆不偏废，这就很合理了；王夫之也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此话非同小可，因为他已经触及到诗歌创作的随心所欲、撒豆成诗的境界，层次更高。

    若把周济、王夫之等论家的意思用现代人的话表述出来，不就是新立场的直接抒写理念吗？且看，新立场是这样表述直接抒写理念的：“直接抒写不排斥口语也不排斥意象，不依赖口语也不依赖意象。一个诗人，如果实现了汉语气场的突破，口语、意象等诸多手段对他而言本无分别，皆可随心所欲”。由此可见，古人对“兴”的理解，是不断修正不断进步的，其实质就是一步步靠近理想的写作目标——直接抒写。

    2009-11-02 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