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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都是伴随着故事长大的；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终身的职业与故事连在一起。
32年前，我父亲病逝，组织照顾我，把我从农村调回城市，“分配”进正准备复刊的《故事会》编辑部。当时的刊名叫《革命故事会》。
我毫无思想准备。当然，在“计划”的年代，是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的。
争胜好强的我，也不会无所作为。
拼命地回想我记忆深处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总感到与眼前的“革命故事”有点格格不入。
由于我工作很卖力，一年后就做起“负责人”，但我内心深处的疑虑更大：这样做下去会有出息吗？
直到1978年，当我把封面上“革命”两个字拿掉后，心中才舒了一口气，觉得好像顺了一些；第二年，我读了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故事理论书，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故事文学将与人类的语言共存，人只要会讲话，故事就永远会存在！
人会不讲话吗？
我很被动地与故事结上了缘分，又很理性地爱上了故事，而且，一干就是32年。
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哪个编辑服务一个杂志的时间比我长。
至今，我的内心深处，仍毫无厌烦的情绪，只感到今后要做的事，比我已经做的事要多得多。
问题二：请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一下，您心目中的“好故事”标准是怎样的？
什么是好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做故事编辑最痛苦的，是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定格为选稿的标准。
“站在杂志主体读者的角度选稿”，成为我的职业习惯。
今天的读者“想看怎样的作品？”是我考虑最多的问题。
“故事中情节生遍硬造，发展不符合逻辑”，是我最讨厌的，因为读者会因此远离《故事会》。
“有见解，有信息，有情趣”是故事赢得读者的切入点。
“看得进，记得住，传得开”应该是检验故事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问题三：请描绘一下您理想中的《故事会》。
我最高兴的是，在饭桌上听到有人在传《故事会》上发表的故事，哪怕他加了许多，改了许多。
我觉得《故事会》应具备这种功能。
一个人写的故事，要千百万人自觉地去传，是很难很难的。聪明的作者应该牢记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实，故事中那些值得传播的元素，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听来的。
现在，《故事会》中这样的故事有，但还不多。我能做的之一，是提高作品的稿费，优秀的故事，加上获奖的奖金，比1000字1000元还多。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不好写，这样的故事读者太喜欢。
《故事会》中这样的故事越多，《故事会》的生命力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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