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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镇北堡西部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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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第7节-第13节

(2007-08-26 15: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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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分类: 早期作品
 

 



  晚上,我万分小心地钻进棉花网套里,就像把一件珍贵器皿放进衬着缎垫的锦匣中一样。因为我既要当心脚趾头伸进破洞里去,或是勾断了线,把破洞越撕越大,又不能把被筒敞得太开,不然脊背就直接贴在稻草上挨扎了。随后,从盖在网套上的棉衣里掏出早上得到的两个稗子面馍馍,在被筒里嗅一嗅,玩味玩味,用洗脸的毛巾包好,埋在墙根下的稻草里面。夜,寂静得使人以为世界已经离开了自己。而在劳改农场里,半夜都有值班人员的脚步声。
  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个世界就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神。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
  诗人尽在琐事上盘算,
  想着世俗的无谓的烦忧;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浸沉于寒冷的梦;
  在游戏世界的顽童中间,
  也许他比谁过得都空洞。
  我何止于“空洞”,简直是腐烂!但怎么办?“牺牲”,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过去朦胧的理想,在它还没有成形时就被批判得破灭了。尽管我也怀疑为什么把能促使人精神高尚起来的东西、把不平凡的抒情力量都否定掉,但我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否定比一切批判都有力!那么,新的理想、新的生活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据说,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但是说“牺牲就是为了改造自己”,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改造自己也就失去了意义。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如果说接受惩罚是为了赎罪,那么,惩罚结束了就可说是赎清了“右派”的罪行;如果说释放标志着改造告一段落,那么,对我的改造也就进行得差不多了吧。今后怎么样生活呢?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是,这个农场并不能使我感到乐观,并不能把我的文化知识发挥出来,以检验我改造的程度。我虽然自由了,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落在某一处实地上,相反,更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
  我脸朝着墙壁。墙角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老鼠洞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温暖的干草味。旁边,老会计在坚韧不拔地磨牙,那不把牙齿咬碎不罢休的格格声,仿佛象征着我们艰辛的未来。棉絮冷似铁,我浑身没有一点热气。“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感叹又油然而生。我经常发这样的感叹。这成了揣摩不透的谜。有时,我觉得劳改之前不过是场大梦,有时,我又觉得现在是场噩梦,第二天醒来我照旧会到课堂上去给学员们讲唐诗宋词,或是在我的书桌前读心爱的莎士比亚。但是肚皮给了我最唯物主义的教育。你不正视现实吗?那就让你挨挨饿吧?我目前的境遇是铁的现实!
  那么,这是宿命吗?但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我耳边又响起了哲学讲师的声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棉花网套被我微弱的体温慢慢焐暖了。我感到暖烘烘的、软绵绵的,感到了我的存在。存在是什么?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活着多么好,能够思想多么好!好得我都不想睡觉……但我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就令我极为懊丧,乐极果然生悲——两个稗子面馍馍都被老鼠吃光了!
  是老鼠吃的,不是人偷走的,洗脸毛巾也被咬破了。我悄悄地团起烂得像渔网似的毛巾,塞进裤子口袋里。我还不能声张,“营业部主任”知道了,又会幸灾乐祸地嘲笑我。
  九点钟才开饭,我靠在叠起来的棉花网套上,几乎要晕过去。如果这两个稗子面馍馍不丢,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觉着什么。而这巨大的损失加深了我的恐惧心理,竟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饿。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我没有力气动弹,更没有心思思想,只一个劲儿地转念头:必须把损失加倍地捞回来!
  这时,昨夜里那些聚集拢来的精神碎片又四面迸散了,我又成了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
  从伙房打回饭,都坐在各自的草铺上默默地吃着。罐头筒的优势失去了。这儿的炊事员似乎没有视觉误差,他绝对相信自己手中的勺子,没有给我多加一点。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把门路想好了。吃完饭,按照谢队长的安排,由一个面目阴沉的农工领着其他几个人随大队出工。那个瘸子保管员腋下夹着一卷旧报纸又来了。他放下报纸,告诉我土坯在什么地方,砖在什么地方,小车在什么地方,又领我到库房里去拿了把铁锹,一个小水桶,一把瓦刀,几根做炉箅的铁条。临走时说,糨子到伙房去打,他已经跟炊事员说好了。另外还需要什么,可以到办公室去找他。砌炉子,至少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大工,一个小工。但我宁可不要小工。土坯和砖都近得很,就堆在我们的房头上。土嘛,院子里随便挖一点就行,这儿是碱土,不冻的。至于水,还是少用为好,不然光烤干炉子就要用很长时间。瘸子一走,我拿起一张报纸首先跑到伙房去。
  “师傅,我打糨子来了。”我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仿佛我经常吃得很饱似的。“你自己去舀吧。”他坐在门口晒太阳,他是真正地吃饱了,“你可别舀得太多。”“你看,”我把报纸一扬,“包一包就行。”
  案板上放着半脸盆灰白色的稗子面,看来是事先给我准备的。我摊开报纸,把所有的稗子面都倒光,摁得实实的,捧了回来。什么“打糨子”,吃得饱饱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稗子面是没有粘性的。即使借着潮湿糊上报纸,水分一干就会掉下来。我先不糊窗子,现在最急需的是火。我在劳改农场跟中国第一流的供暖工程师干了一个月活,专给干部砌炉子——
  他也是“右派”,他当大工,我当小工。他曾教给我一个最简便的砌烟灶的方法;他还说,只要给他一把铁锹,其余什么也不用,他在坡地上就能挖出一个火又旺柴又省的炉灶:学问不过在进风口、深度和烟道上。我一会儿上房,一会儿挖土,干得满头冒汗,不到两小时,我就把一个最原始而又最合乎科学的取暖炉砌好了。
  我一分钟也不歇息,拉上小车去伙房门口装了半车烟煤——一车我拉不动。沿途又顺手在不知谁家的柴禾堆上抽了几根干柴。我用颤抖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炉膛里的柴禾。火苗和烟都朝着烟道窜过去。一会儿,烟没有了,淡红色的火苗在烟道里呼呼地叫。又一会儿,火焰旺得像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在炉膛里形成一个扇面,争先恐后地往狭窄的烟道口跑。这时候,我加上一铁锹煤,炉子里像施了魔法一般,腾起一股黑烟,但即刻被烟道吸了进去。火焰仍顽强地从煤的缝隙中往外冒。不到五分钟,火焰的颜色逐渐加深,由淡红变为深红,然后变成带青色的火红,这就是真正的煤火的颜气了。
  下一步,就是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在房子里干什么。我找到办公室,瘸子恰好在里面像泥人儿似的呆坐着。我无暇念及有人干得满头是汗而有人却什么都不干这种现象是多么可笑,问他要了一把小钉子、几片破纸盒上的纸板、一把剪刀——只要不领吃的东西,他都会慷慨地给我,旋即急匆匆地跑回来。我把硬纸板剪成一条条长条,压住铺在窗户上的报纸,用钉子在窗棂上钉得牢牢的。
  像个宿舍样了。按谢队长的说法,这就是“家”!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趁稗子面糊在铁锹上煎着的空隙,我还把我草铺下的老鼠洞堵了起来。这里有老鼠,没有料到!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里没有什么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土房里暖和了起来。我肚子里暖和了起来。我身上也暖和了起来。我坐在炉子旁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我从棉花网套里掏出“双鱼牌”香烟,抽出一根,转圈捏了一遍——还好,没有烟梗子——拣起铁条上掉下的煤渣把它点燃。我不让一丝烟从我的口腔和鼻孔漏出去,屏住气息,全部吞进肚子里。一霎间,一种特别舒服的陶醉感立即传遍了我的全身。可是,不知怎么,我心中却窜出了一阵扎心扎肺的酸楚……不能多想!我知道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我小心地掐灭香烟,把烟蒂仍装进烟盒里。我要找点事情来干。收拾好工具后,我把剩下的稗子面包上几层报纸,在墙上挂起来。把炉子加足了煤,拿起我补了又补的无指手套,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了我们的“家”。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太阳偏西了。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式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我想看看马。我很喜欢马。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去开拓疆土!……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家收拾好啦?”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你来干啥?”“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马有什么可看的?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别磨洋工”这类的训斥。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禾,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罪孽!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我开始抡镐。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就浪三趟□,
  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了。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花布棉袄上。棉袄的背部和两肘用颜色稍深的花布补着几块补丁。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冬天里冻得实实的。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你慢着。看你,你这个傻——瓜——瓜!”
  她不说“傻瓜”,而说“傻瓜瓜”,声音悠长而婉转,我因感到亲切微微地笑了。我又瞥了她一眼,她低着头在砸粪,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把稗子米先泡泡,再馇稀饭,越馇越稠……”
  “要切上点黄萝卜放上就好了……”
  “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个美!……”
  “黄萝卜不抵糖萝卜;放上糖萝卜甜不丝丝的……”
  “糖萝卜苦哩,得先熬……”
  几个妇女笑骂完了,在肥堆旁边严肃地讨论着烹调技术,她又转过脸洒脱地朝她们说:
  “干球蛋!我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半筐。要吃,就焖干饭!”“嘻嘻!谁能比你呢,你开着‘美国饭店’……”
  “别耍你的巧嘴嘴了,”她直起腰,“你们没球本事!稗子米照样焖干饭。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你做顿给咱们尝尝……”
  “尝尝?只怕你尝了摸不着家,跑到别人家炕头睡哩!……”她又嘻嘻地笑起来。她很喜欢笑。
  接着,再次互相笑骂开了。
  这时,海喜喜威武地赶着大车回来了,“啊、啊……”地用鞭杆拨着瘦瘦的马头,挺着胸脯坐在车辕上。
  “你这驴日的咋这时候就收工了?□?”谢队长停住了手中的锹,冷冷地质问海喜喜。谢队长和农工一样干着活,我注意到他比农工干得还多。
  海喜喜显然和我刚才一样,没有料到谢队长在这里,赶紧跳下大车,“吁——”他把车停下了。
  “牲口累了哩,队长。”
  “是牲口累了还是你驴日的不想干了?□?”谢队长眯着眼,又用嘲弄的口气问。在我眼里,瘦小干枯的谢队长一下子高大起来,高大魁梧的海喜喜却干瘪了。我很同情海喜喜。现在他一副畏畏葸葸的神色,和昨日迥然不同。
  “你驴日的是要我跟你算帐不是?”我听出来谢队长的话里有话。果然,海喜喜比我半小时前突然见到队长时还要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瘦马在他背后用软塌塌的嘴唇拣食地上的草渣。忽然,谢队长咆哮起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
  谢队长的詈骂有惊人的艺术技巧。他怒冲冲地骂着,听的人却发出笑声,连海喜喜也抿着嘴偷笑,我当然更有点幸灾乐祸。原来谢队长对谁都这样粗俗地呵叱,刚才对我还算客气的哩。海喜喜趁他痛骂的当儿,“驾、驾”地把大车赶进马号。一会儿,拿着一把十字镐出来了。
  “哪儿刨呢?队长。”他的口气绝不是讨好,而是一副放在哪儿都能干的无畏架势。
  “这达儿来。”谢队长指了指自己面前,疲乏地说,“这达儿有块大疙瘩,我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下来。”
  “啐!啐!”海喜喜响亮地朝两手啐了两口唾沫,“你闪开,看我的!”他哼地一声使劲地砸下镐头。
  一转眼,两人又成了共同对付艰巨劳动的亲密伙伴,一个刨,一个砸,很是协调。
  “熊,没起色的货!”我听见在我旁边的她低声骂道。不知是骂谁。我还是埋头干我的活。我刨下的冻块,她砸不完,我就用镐头帮她捣碎,她用铁锹翻到另一边去就行了。在我们俩把面前的冻块都处理完,我转过身又去刨的时候,她闲下了。这时,她的下颌拄着铁锹把,轻轻地唱了起来:
  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
  我解了心上的急躁。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
  哎!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呢!
  在理论上,我知道她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曲调都属于所谓“河湟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不过过去我并没有听过。她今天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又有所不同。旋律起伏较小,尾部结束音向上作纯四度和大六度滑近。在西北方言中,“急躁”是“烦恼”的意思;“喝”在此处当“唱”字讲。这里没有开阔的田野,四面都是肥堆,而她全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带有几分野性的嗓音,却把我领到碧空下的山坡上去了,从而使我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而我又有点悲哀。她的歌词中没有什么向往与追求,但声调里却有一种希望在颤抖,漫不经心地表现了凄恻动人的情愫。对的,就是漫不经心。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比如说吧,海喜喜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极没有光彩;而她呢,正低着头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没有一点自豪感。我们一下午翻了不少肥,旁边堆了一大堆。谢队长围着粪场转了一圈,检查了所有人的成绩,对这几个妇女和我特别满意,喊了一声:“收工吧!”大家七零八落地往家走去。出于礼貌,我对她说:“谢谢你了。让我替你把镐头打回去吧。”
  她在擦锹,掉过头很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习惯这种客气的言辞。随即,她慌乱地把镐头从我肩膀上夺下来,用倔犟无礼的口气说:“你拿来吧你!看你个瘦鸡猴,脸都发灰了。”

 



  回到土房子,我的几个组员对“家”都很满意。“营业部主任”首先把自己的脸盆坐在炉口上,他说这房子热得可以擦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火炉。有了火,彼此的关系似乎亲密了一点,话也多了。报社编辑没有忘记他的本行业务,这一天,他打听到很多情况。据他说,这个农场占的面积很大,从北至南,沿着山边分散着十几个队。我们这个队是一队。队与队之间至少有十里,到场部还有二十里。最偏远的队在山脚下,离这里竟有一天的路程。场部有个商店,但现在除了盐没有别的货物,农工们都叫它“盐务所”。想买什么东西,要上三十里路以外的镇南堡去,那里有老乡的集市,好像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要进城,可以坐火车,朝东去三十里有一个慢车停一分钟的乘降所,每天凌晨四点钟过一班车。这个队没有书记,副队长害了浮肿病,躺在炕上,谢队长是政治生产一把抓。他还说,农工们反映:“只要不倒着抹谢队长的毛,这还是个好人。”最可怕的是山脚下的那个队。那里管得最严,进去出不来,农工们把它叫做“鬼门关”,是专治农场里调皮捣蛋的农工的。
  报社编辑又说,这个队的农工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和甘肃、陕西跑来的农民。因为这个队的基础是公社的一个村子,谢队长本人原来就是公社的大队书记。别的新建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浙江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工厂里精简下放的工人等等。
  “啧、啧!”老会计惊叹道,“这个农场比劳改队还复杂。”
  “赶快离开这穷窝窝子。”“营业部主任”边洗脚边发牢骚,“劳改队还有期,呆在这儿简直是无期。这儿他妈比劳改队还劳改队!”我没有精神听他们闲聊。我全身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光剩下一种感觉——累的感觉,累得都不想呼吸,但是却睡不着。有时,为了多吃一口,要付出远比这一口食物所发的热量还要多的热量。想想真不上算,但人还是要盲目地这样做,于是就越来越虚弱。今天,我干了不少活,结果累得如那妇女说的,“脸都发灰了”。身体虚弱的折磨,在于你完全能意识、能感觉到虚弱的每一个非常细微的征象,而不在虚弱本身。因为它不是疾病,它不疼痛;它并不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刺激你,或者使你干脆昏迷;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到。实际上,要真昏迷过去倒也不错。当我意识到,我才二十五岁,又没有器官上的疾病,却如此虚弱的时候,我真有些万念俱灰。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去皈依佛教,有的人万念俱灰会玩世不恭,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归隐山林……这都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万念俱灰,他本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已经失去主观能动性的、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的万念俱灰才是最彻底的。这种万念俱灰不是外界影响和刺激的结果,是肉体质量的一种精神表现。油干灯灭,但火焰总是逐渐微弱下去的。它最后那一点萤火虫似的微光,还能照着你看着自己怎样地死去。也就是说。它要把你一直折磨到底。死,并不可怕,尤其在我这样的时候;可怕的是我能非常清醒地看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全过程,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
  啊,拉撒路!拉撒路!①……

十一

 



  第二天早晨醒来,才有了饥饿和周身疼痛的感觉。根据经验,我知道现在开始好转了。能够感到饥饿和疼痛,就是还有活力的表现。我无论如何要想个借口留在“家”里。
  吃完早饭,我向组员们指出,土坯炉子上的泥缝,经过一天一夜的烘烤,已经干裂了。如果不糊上,裂缝里就会冒出煤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刚出劳改队,又进了阎王殿。”我叫他们跟谢队长说一声,我留在“家”里把炉子再泥一遍。
  我现在是“组长”了,更主要的是,这个炉子成了大家关心的一个宝贝。中尉说:“行,你别去了,我去跟毛胡子队长打个招呼。”我料到队长绝不会凭他们一句话就对我撒手不管。我先慢慢吞吞提来一桶水,挖了几锹上,刚把泥和好,不出所料,谢队长夹着一把锹来了。“日怪!”他内行地把烟灶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颇为欣赏,在炉子旁边蹲下来烤着两只手,“你还会打这样的炉子;又省料,又简便,火又旺。”①拉撒路为基督教《圣经》中一个患癞病的乞丐,死后因基督之力复活,成为病人的
  守护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笑着把我是跟谁学的告诉了他。“日怪!你们‘右派’,尽是些能人!”他朝干草上啐了一口,“咱们这达儿的人,老八辈子咋样打炉子,这会儿还咋样打炉子。费泥费坯,厚得跟城墙一样,热气都透不出来。”
  谢队长烤暖和了,眼泪鼻涕流了出来。他在脸上抓了一把,抹在自己的袄袖上。粗糙的大手上一道道很深的裂口。常年的户外劳动在他手上和脸上都印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突然觉得他很衰老,清癯的、布满皱褶的脸上有一种老人式的宽容神情,显得很和蔼可亲。
  “谢队长,你家炉子要是不好烧,我来替你改装一下吧。”我讨好地说。“不用。”他语气很平和,拉开了家常话,“我家烧的是柴灶。谁烧得起煤哩!你们是单身职工,按规定应该给你们烧炉子的。别的,你没见?队上家家户户都是柴灶,做了饭,又烧了炕。到夜黑,再添一把柴,一夜黑也暖和了。我的灶是喜喜子给我打的。那驴日的,也有点能!”
  “海喜喜不是干部?”我勾着炉缝,问他,“昨天他接我们去,我们还当他是干部哩。”
  “球干部!”谢队长淡淡地一笑,“他是今年开春从甘肃过来的。听说他小时候在寺上当过满拉①,可不好好学,一蹦子窜了好些地方。劳动嘛,还是攒劲的。身大力不亏嘛。我就看待他这一点。出个远门,他也扛得住饿。嘿嘿!”①满拉,是指在清真寺内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学员,结业后,可当阿訇。
  谢队长笑出了声,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夜黑发工资,明天休息。你们想走个哪达儿,也行。”
  “去镇南堡也行么?”我毕竟年轻,还是想去享受一下能四处走动的自由。“咋不行?走哪达儿都行。”
  我想他不是随口这样说的,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让我知道我现在不同于过去的身份。但我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表如此粗俗的人竟会体贴别人。我瞥了他一眼。他表情不变,一门心思地烤着火。可是不论怎样,他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
  他又问了我原来在哪里工作,家里还有谁,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扛起铁锹走了。
  “行,你闹吧。”他说,“也别太热,小心煤烟打着,最好把报纸上掏个窟窿。”他并没有叫我泥好了再去干活。
  他一走,我三两下就勾好了炉缝,洗干净铁锹,支在炉口上,取下挂在墙上的报纸包,拿起罐头筒,倒进稗子面,像昨天那样煎起稗子面煎饼来……
  稗子面都吃光了,我抖抖报纸,把它钉在我草铺旁边的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圈干净的墙围。我不敢再跑出去看什么马了,点燃昨天剩下的半截香烟,舒舒服服地在围着报纸的草铺上躺了下来。在我头旁边,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地在鼓动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正用“福利国家”的口号来蛊惑群众,某地还选举开“牛奶皇后”……这些,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此贫穷、如此粗野、如此落后,仿佛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为任何报纸书刊都不屑于挂齿的荒村中,却有一种非常模糊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我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感到温缓。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后来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们,脑子里的劳动人民全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穿着白衬衫和蓝工装裤,戴着八角帽,满面红光,肌肉饱满,气宇轩昂,永远走在一条笔直宽阔的金光大道上。给我做报告的领导号召我向之学习的“劳动人民”,在我脑子里好像总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神圣尽管神圣,我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劳改农场里是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狼孩。在这里,我总算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了吧。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劳改农场完全没有的乐观的、毫无顾忌的气氛。在如此贫穷、落后的荒村,竟能乐观和毫无顾忌,是多么可贵,多么不可思议啊!虽然这乐观与毫无顾忌是用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样更透出了朴拙与天真。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

十二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劳改农场,我就经常和来给我们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的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这也可能使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或创造性的劳动上,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戏耍他们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三

 



  太阳暖融融的。卵石和砂砾在我脚下咯咯作响。方圆十几里阒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荒滩上昂首阔步。“只、有、我、一、个!”这就是自由。在大号子里睡了四年,出工排队,收工排队,打饭排队,干了四年密集性的劳动之后,只有独自一人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行动,是多么幸福啊!
  洪水从山上下来,冲出一条条深沟,又像是向山坡蜿蜓而上的卵石路。大大小小的卵石在阳光下散发着钢青色的辉光。略微向平原倾斜的荒滩,景物的色调是坚毅的、严峻的。一切都岿然不动,只有一种土色的小蜥蜴,见我过来,或是摇着小尾巴拼命地跑,沿途丢下一连串慌慌张张的小脚印;或是挑战似的扬着头,用小眼睛瞪我。那样子真可笑!在这个季节没有沙葱,也没有肉苁蓉,不然我可以爱拔多少就拔多少,大嚼一顿。我不是独自一人了吗?我不是自由了吗?现在,连空气都是属于我的!可是,这时候荒滩上只有枯干了的芨芨草和酸枣。酸枣是一种多刺的灌木,实际上就是荆棘的学名。荆棘!这个词使我怦然心动。我耸耸肩,把背篓往上扌周扌周,大踏步地穿过荆棘。
  美丽的蔷薇脱落了花朵,
  和多刺的荆棘也差不多。
  我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
  人间便没有什么能把我折磨。
  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
  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
  “得儿蓬!得儿蓬!得儿蓬、蓬、蓬!……”我在心里敲着大鼓,背着背篓在荒原上迈着大步。
  前面,是一条两米宽的排水沟。早上过来,冰还冻得很结实,但过了中午,冰层下出现了许多可疑的小水泡——这是冰层融化了的表象。但是,这条排水沟长得东西两面都不见尽头,中间又没有桥。我走过来,走过去,选了一个比较窄的地方,拿起一块土圪垃往冰上砸去,冬的一声,土圪垃碎了,冰并没有破裂。我觉得可以冒险试一试。
  两米宽的距离,如果我身强力壮,像给我妈妈写的信里说的那样;如果我背上没有五斤黄萝卜,我还是能一跃而过的。但这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前一只脚刚跳到离岸三十公分的冰层上,咯喳一声,冰层破裂了!我连人带背篓仰天摔倒在沟里。薄冰被我砸了一个窟窿,像印模一般,正和我倒下去的身形相同。我顾不得我自己,湿漉漉地站在没过膝盖的冰水里,看看背篓,里面只剩下两三个黄萝卜了!
  反正棉袄已经湿透,我连袖子也没绾,气急败坏地在沟里乱摸。直摸到全身冻得麻木,而小腿针刺似的疼痛起来,才摸到不足一半。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爬到沟上,把劫后的剩余捡进背篓里。在岸上,我如同一条落水狗似的抖擞了抖擞,背起背篓走了。一直走出很远,我还流连地回头看着,仿佛沟底的黄萝卜会像青蛙一样自己跳上岸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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