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

◎  城市的丑陋包括了城市肌理的比例失调和城市细节的毁灭性缺失。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为了满足汽车交通的需要，无节制的拓宽了马路，使得周围建筑与街道的比例失衡，由交往空间变成了单一的通行空间，这是发展之罪，苏州就是因为一条过宽的马路而失去申请世界遗产的资格；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一次次大规模的失去了城市建筑的细节，比如开平碉楼就在中日战争中永远的失去了原本的色彩，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敲毁建筑装饰，涂泥抹灰。城市的观赏性由此大为下降。
      陈志华教授曾经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总能看出小农心态的影子”。其实恰好说明，我们的城市，发展到贫农乍富的阶段，刚刚满足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始想着装点自身。而这个“装点”，是个品味问题，是一个从城市规划到城市设计、深入到景观设计和建筑设计层面的问题。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都切实的体会到了现代主义建筑观念在战后对于城市面貌无法挽回的影响，所以有人写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有人讨论“建筑的复杂性”，有人在城市街头游行抗议，反对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建设高楼大厦。在曾经的联邦德国就发起过名为“我们居住城市的丑陋”大型抗议活动，其结果是有效的阻止了丑陋的城市建设项目，引发了德国对于城市改造的重新思考。
      可是，即便在今天，景观设计学变为一种专门学科，景观设计公司栉比林立，城市景观都呈现出一种恶化的状态。营建狂躁城市的传染病，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在这个高叫着“快快快”的掘金乱世快速传播。景观特色趋于单一，城市发展的线索被切断，文化多样性正被全球化四处围剿。
      英国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Jon Rouse在1998年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在城市设计上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提出了“城市设计七大限制（the Seven Clamps of Urban Design”。

      1. 战略真空之限制
      缺乏足够的确保将城市设计置于政治和行政决策中心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政策。
      2. 被动之限制
      规划体系未能采用城市设计过程的战略途径以及用事后的、消极的规章代替预先或者积极的干预。
      3. 僵化的规则之限制
      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再正确的规则也会扼杀革新、创造与机会。开发过程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以便与对设计质量的控制相平衡。
      4. 吝啬之限制
      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所付出的代价，却忘记了很多东西的价值。普通的设计如此，城市设计更是这样的牺牲品。设计需要投入，但可以创造更持久的价值。
      5. 无知之限制
      事实上，没有人正确掌握了要求、创造和诠释精彩城市设计所需的技能——我们变得无知，全体需要接受再教育。
      6. 缺乏思想之限制
      当代开发往往是内省、低目标、趋于回到最低的公共标准，以及对过去的成功与失败怀着不健康的迷惘。
      7. 短视之限制
      总体环境和近期环境意味着当代开发不是面向未来的百年大计，而是五年的投资计划、四年的政策周期、三年的公共支出以及年度幻影。

      从这七个限制的阐述中，一样看得到我们自己的缺陷。
      我以前就写过关于商品美学与权力美学对城市和建筑的影响，开发商和政府对“我们居住城市的丑陋”难辞其咎，他们在战略真空、僵化、无知、缺乏思想和短视这几个项目上都确有“突出”的表现。
      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不够健全的社会氛围内，开发商成为了民声的代言人。对比政府对民间意愿知而不言、刻意回避，倒是真正有商业头脑的开发商做足了调研的功课，“人民需要的，就是我们乐于提供的”。“人民所需要的”，一定是卖得出去的，可惜的是，未必是合适的。尤其是放在城市的尺度俯瞰下来，很多东西可能一眼就知道，是错的。基于“人民所喜闻乐见”所进行的开发建设，有时候，甚至经常是缺乏远见的。就像《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的：“群众是个证据，证明人性里有一些本能是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可知和其中的变数越来越多，预测变成了一个很难的事情，所有的公式都将意外失效。比方说，信息产业部1992年预测到2000年中国手机年产量达到80万部，而2004年的实际年产量是3亿部。这种事儿，连最权威最官方的数字都无法预期，谁又能料到呢，再加上“人民”的意愿常常会反悔，会反复，就更难以琢磨。对于开发商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来说，“远见”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正确的远见”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高屋建瓴”更多的是城市管理者的任务。权力美学的成因不在城市领导者个人，而是整个政治体制，尤其是体制内的升迁“选秀”机制，最重要的是一份花花绿绿感人肺腑的履历表，这就像催人泪下的VCR，而人情关系好似短信支持率。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的，对城市的需求知道得相当清楚，只是对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缺乏专业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官员们是怎样身居高位的，政府仍然代表了“民意”。城市管理者们从电视里，从考察旅行里，从规划师建筑师的powerpoint演示文件里获取信息，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拼贴城市。
      在建筑行业内，有一种丑化开发商和政府的风气，而在“丑化”之下，有一部分用意是在推卸责任。“丑陋”常常表现为尺度上的失控，形态上无法与周围的事物相协调。这样的结果，有时候确实源于甲方固执的要求，而有的时候其实是设计师的虚荣心在作祟。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其专业水平本应该体现在对空间有更好的理解力，对尺度的把握。
      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城市没有细节，不耐看。我觉得，这其中有80％是因为设计者，我见过一些项目，建筑师在建筑设计阶段的设计图纸画得相当细致，而在施工图阶段因为怕麻烦一而再再而三的简化，“这样省事嘛”。有些建筑建成之后甚至比不上最初的三维模型表现图。我真的不相信甲方会授意设计师将方案改简化。倒是我一些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同学抱怨自己需要给建筑师擦屁股，这恐怕是真的。简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偷懒，有些行为只能说是欺诈。据说有的事务所给一些城市设计城市广场，所有的设计图纸几乎一样，只根据广场面积的大小缩放一下而已，连铺地的砖块都一模一样。其实，在我们这个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时代，小聪明总是会被识破的，为了眼前利益，损失的是长远的“信誉”。
      前几天，一个在德国做城市景观规划的设计师曾经跟我们感慨，现在规划师、建筑师知识面实在狭隘。是啊，我认识的规划师、建筑师们都忙得要死，很多人每天工作到十一二点，没有双休日，没有假期。他们的理论水平，甚至思想水平都停留在学生阶段，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工作室里放着成堆的书和杂志，只是为了做方案的时候翻一翻图片，寻找灵感或者压根就扫描下来，描一描换一换墙面材料就准备交活儿了，甚至连自己模仿了谁的作品都不知道。在写《绿色建筑之路》的时候，我查到的一些材料表明，相当一部分有名望的建筑师，甚至是做过“绿色建筑”的建筑师，对绿色建筑技术上的理解都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对于行业内的重大问题、技术革新除非影响到当下手头的设计任务，不然毫不知情，这种只往外吐而没有新信息流入的工作方式无疑是自取灭亡的。我学设计的时候，我的老师曾说，好的建筑师，不仅要设计，还要跟甲方好好沟通，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教育甲方。可现在规划师、建筑师们身陷如此的恶性循环，是担负不了“教育”的任务的。有时候，开发商和政府官员都比设计师们知道得更多。
      一方面是无法教育，一方面是错误教育。我曾经在一个半小时内听美国景观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介绍了三个不同城市的项目，讲他们如何“分析”、如何得出“结论”，而后是如何“设计”的。所谓的“分析”只是一些我们大学一年级就会搞的平面图块的游戏，城市间的对比只是摆足了欧洲小城风情游的图片，“结论”与“分析”缺乏逻辑联系，“设计”更是不知所谓。这是故弄玄虚。假的“分析”完全无助于改善我们的城市。
      还有人，通过不断的参加国际评奖和国际会议扩大自己的声望，推广自己的学术思想，当然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并没有传达正确的信息。他们引用过时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基础，甚至根本就说成是自己的思想，有些人模糊或者夸大自己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伪造履历表，将肄业写成毕业，将硕士学位写成博士。这些行为，严重一点儿说，是学术欺诈。同时，他们并没有向外界客观地表达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是很无奈的。
      在指责过开发商和政府之后，我将矛头对准了各类专业设计人员，我仍然相信，有追求的设计师在这个行业里还是占多数，但我很怕一切会像《女王的教室》里那个严厉的女教师说的那样：“勤奋工作的人早晚也会被带坏。”如果我们的专业人员不是陷入指责、抱怨、得过且过，找到自己在整个设计流程中的位置，面对开发商和政府多变的要求、甚至是刁难，担负更多的责任，尝试着运用专业知识，或许可以从被动变为主动，突破“被动之限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改善城市面貌的主导，这时候，我们的城市面貌总应该会有所改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