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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昭和十八年》作者全勇先的访谈录(完整版)

(2014-08-11 21: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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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连商报记者李媛媛对作家全勇先的独家采访。

 

1.    在《昭和十八年》中,我们可以读到日本兵训练满洲的国兵时喊口令让他们互相打耳光;在《恨事》中,我们可以读到劳工们被冻死,个个龇牙咧嘴,笑得狰狞……这些细节在您的小说中处处可见,是艺术加工还是真实存在?资料从何处得来?

答:这些细节都来源于回忆录,史志和一些民间的传闻,当然也有在史实基础上发挥想象力的成份。日本人训练很严格,自己人都打,更不用说对国兵了。另外,日本军人杀害劳工是有史可查的。各地都有这样的记载。做为一个几十年后才出生的创作者,当然不可能有亲眼目睹这些的机会。史实,记载,传闻,想象,加工……这些都是历史题材小说的一部份。小说当然不可能像史志一样准确,小说有小说自己的法则。

 

2.在《昭和十八年》的结尾,您写道常瘦子的最后一击或许只是一个弱者的尊严,而在附记中,记载着这个人物的原型常龙基被追认为爱国志士。从维护弱者的尊严到爱国志士,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越吧?为何您将原型英雄的事迹写入小说时降低了姿态,更突出了人性的本能?

 

       答:我不认为爱国志士是脱离了人性基础的一个称谓。维护弱者的尊严和爱国志士本身也并不冲突。我不愿意花笔墨去解释一个被神化了的,高高在上的概念。我更愿去写一个生动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不认同降低了姿态这种说法,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具有常人的一切情感,包括懦弱,恐惧,脆弱等等,如果一个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的人,他去做了一件不知道害怕的事。那他不是个英雄,只是个蠢货。

 

 

3.《恨事》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乱世里,畜牲都比人有人味。挖掘人性的丑恶是您的写作追求?

 

       答: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挖掘人性中的丑恶。恰恰相反,我是要在丑恶中发现人性中的温暖和光明。

 

4.《妹妹》中,您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八女投江,将真实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加工,需要把握哪些原则?

 

答:这类小说不能脱离真实基础。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去改动事实。《妹妹》里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我在创作中对真实的素材进行了取舍,并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态度。小说的意义是在强调作家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同一个故事,你写,我写,他写,哪怕是没有任何强调的客观叙述,都是不一样的。你的语气和态度就表明了你的立场。

 

 

5.在《白太阳红太阳》中,您写了一个日军中的朝鲜人的人物,这样的人物类型是您首次写入文学作品中的吗?当写到从朝鲜来的慰安妇贞淑的遭遇时,似乎与健在的慰安妇的沉痛回忆不同,这是艺术加工,还是一种美化?

        答:这篇小说源于我在九十年代在KBS看到过的一部纪录片,拍的是一个韩国老人回忆自己年轻时候被征入日军以后的遭遇,当时很震憾。老人在二战后被苏联红军当成战俘,在西伯利亚伐木三年,九死一生,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亲人都不在了。他还回到他当年砍木头的地方去找一位当年给过他一口水的俄罗斯姑娘……关于小说中提到的慰安妇的生活,我也做了一些了解。我觉得贞淑的生活相当悲惨,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解读?当然,慰安妇有慰安妇的生活,她们做为一个日本战时解决士兵性欲的体制普遍而大量地存在着,并不是说整天被囚禁,奴役,性侵才是悲惨的。无助,空虚,飘泊,远离祖国和亲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丝毫的主动性,同样也是悲惨的。

     

 

6.不知您是否了解作家张正隆,他多年来一直在写口述史,您既然对日据时期的历史如此感兴趣,为何不做口述史写作呢?

 

        答:我知道这位作家,好多年前我就看到过《雪白血红》这本书,当时是本禁书,我看了差不多至少三遍。至于口述历史,我没有这样的大量的积累,它需要非常精准的记录。另外,讲历史和写小说还是天壤之别的两个行当。我的优势在于想象力,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没必要为历史细节的准确负责。

 

7.在韩国,有专业的作家班来培养编剧,不知韩剧描述的这方面的情节是否真实,但是他们让专业编剧来指导学生如何写剧本似乎是个最为实用的方式,同时,这些编剧从作家班毕业后可以直接为电视台工作。在中国,应该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吧?如果我们采用韩国培养编剧的方式,是否能够写出比《继承者》《来自星星的你》等更好的剧本?

 

        答:我确实不知道韩国是怎么培训编剧的。我觉得全世界所有培训编剧的方法在中国可能都不会有大成效。因为中国编剧最要命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在精神和审美这个层面有巨大的缺陷。有些甚至还没有解决三观问题,说别的还为时太早。《继承者》我没看过。《星星的你》我看了几集,但不是我喜欢的路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流行的韩剧美剧的三观都很正,他们更精准地继承了真善美的原则。如果编剧导演还是歌颂战争,赞美权力,还在对帝王之威,奴才之忠,强权铁幕抛媚眼,还沉浸在宣扬霸气,戾气,匪气,并引心为豪的状态下,就不可能拍出经得起时间的作品。作为一个编剧,你感兴趣的是什么?能打动你的是什么?这很关键。大多数的剧本还停留在单纯说故事的层面,没有精神之光的照耀,怎么能散发永久的魅力?

 

8.自《暗算》之后,谍战剧呈井喷状充斥了荧屏,多少让人有些视觉疲劳。身为编剧,您认为这个现象正常吗?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一味制作热播题材剧集,难免雷同。投资方这样做,对编剧行业是不是一种巨大的伤害?编剧写剧本到底有多大的自主权?

 

答:跟风炒作是这个行业的流行病,是没有标准和缺少自信的表现。一味的迎合和妥协,是不会出好作品的。你得告诉观众什么是好的,然后引导观众去消费。遗憾的是电视台和制片方都没有这样的理想。很难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各个方面都有问题才会导致今天的结果。事情上什么类型和什么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拍好。剧其实只分两种:好剧和烂剧。编剧的自主权跟原则无关,跟腕大腕小有关。在中国,事实上也不存在绝对的自主权,你想写的未必能通过,这是条大门坎,没有人会迈过去。

 

9.编剧和小说家,这两种身份,您更喜欢哪个?在《悬崖》火了之后,您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哪一块?毕竟,编剧算是中国最赚钱的行当之一,而作家则要甘于清贫。

 

        答:小说家更自由一些,编剧要更多的接受市场的制约。编剧的收入确实要比作家高。两个行当做好了都不容易。作家编剧本身也不是个大富大贵的行业,要是只想挣钱,往往还没那么容易。这个行业成功的标准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产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10.在后记中,您说会将迷惘和困惑落于纸面,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么,在这之后,您收获到了什么?可否在作品完成之后与读者分享这一部分?

 

       答:作家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智慧和看世界的方式展示给读者。他在与读者的精神交流中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有的作家所谓只写给自己看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姿态。

 

11.您不想最后成为语言的奴隶,这仿佛是每一位作家最终难以摆脱的束缚吧?有跳脱出这一困境的作家吗?

 

       答:这是一句形而上的话,实在是不好解答。我说作家不要成为语言的奴隶,是指好多作家面临的一个困境。就好比我说好多作家精神上都是困惑的,你就不能问我那么哪个作家在精神上不困惑,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个标准。

 

12.您说自己的个性和灵魂更像一个诗人,那么,一个诗人的灵魂应该是怎样的?具备怎样的特质?这样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人属于这个时代吗?似乎民国时代才会保存一颗诗人的心。

        答:理想主义当然不属于当下这个时代。在中国,理想主义似乎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利已主义,功利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想象中的诗人应该是有赤诚之心的,理想主义的,用美和善意来解读这个世界的人。

 

13.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是张发财做的,封面是一张上半部分褶皱破损的稿纸,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答:我想可能他在隐喻被蹂躏的山河和被摧残的人性吧。这个你得去问张发财了,说不好他要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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