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戈

       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是一个烙在全中国13亿人心灵深处的伤痛， “至29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8516人遇难，365399人受伤，失踪19350人。紧急转移安置1514．684万人，累计受灾人数4554．6065万人”，我一个学生刚刚从四川成都社会实习返校，她疲惫不堪的神情让人心痛，她告诉我，每天每天头上飞机轰鸣，街上是警车，大地在摇晃，就像是一场战争。

    而恰恰正是这一刻，抗震诗歌像烈火中涅槃的凤凰，在一瞬间张开了翅膀；在一瞬间复活了，复活了，酝酿如同地下的岩浆，有着巨大的火山爆发一般的潜能。记得那一天，在长沙的几位诗人相约到女书茶楼聚会，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很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写诗吧，写地震，写抗灾。其实在很多天之前预约那一天谈话的主题不是地震，就是在说到写诗的那一刻，我们都不谋而合一致这样说，接着，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关于地震的诗歌已经在网上铺天盖地了，你突然感到久违的诗歌真正回到大众之中。

    那些举国哀悼，降半旗，全国上下一片悲情的日子里，娱乐活动已经停止，所以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学的最为核心种类：被激活的诗歌却异常地敏感与活跃，民众在这种时刻需要的是诗歌和诗人，需要一种心灵的安抚，林语堂先生说得有理，诗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泱泱诗歌大国的诗神复活了。

    抗震诗歌，赈灾诗歌，寄托哀思，鼓舞斗志，唤醒民众，凝聚力量，原来是诗人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灵魂，他可能在商业大潮喧嚣的躁动的声中归隐于山南水北；他可能消失在附庸风雅玩码字的贵族沙龙拂袖而去，而后随风潜入荒野，润物细无声。可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便揭竿而起，便是勇士，是歌手，是旗帜，是号角，是一腔热血。中国的现代诗歌与现代文学一样，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诗人们就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看作自己神圣职责和义务。从而将社会责任与个人生命体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文学传统如此，中国的现代诗歌传统亦如此。

    诗歌走进民间走入民众，是一件值得载入文学史册的事件。透明的媒介，让诗人与地震灾区的民众心心相连，让民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展示在诗人的案桌面前，这也是能让诗人作出敏捷的反应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华民族的诗歌复苏就在处在现代信息时代的危机时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现在网络，博克，E-mail，手机短信，电视，电话，视频，广场追思，诗歌朗诵会等等多种的现代传媒的空间，一时间里人们都在传递着中国诗歌的声音……

    原来文学不是雕虫小技，不等于娱乐。原来诗歌也不等于小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