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与想象的森林中飞翔与追问 ——尘子诗集《一只飞翔的鱼》 霍俊明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 应该说,尘子是一个不被广泛注意的一位诗人。全面的阅读女诗人尘子的诗感触很多,而说到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在很多时候都会带来误解,而在我看来,女性写作不应该是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写作(而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女性写作在不短的时间里携带着这种带有偏激色彩的整体氛围),而更应具有一种包容的、省察的姿态。回首和返观来路,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女性诗歌”重新打开了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更新了一代人的阅读体验。其中不乏精深锐利之作,在经验和技艺的双重维度上扩展了诗人和诗歌的视阈,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女性诗歌写作的缺失和偏执之处。 在尘子的诗集《一只飞翔的鱼》中,我看到了一个女性诗人宽远的写作视阈,尽管其中的一些诗作单纯从“美学”和“技艺”上看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但是这并不妨害尘子的开放和容留的诗歌写作方式所产生的重要性。就阅读观感而言,尘子的写作是广阔的,舒展的,其视域与题材都呈现了一般女性诗人所欠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它们在葆有新的女性独有体验的同时,又向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伸展。在尘子的诗歌文本中,诗人开始关注和打量生存的细部与纹理,体验着更为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艰辛,同时也表达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扎实可靠。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诗集中有一部分诗作是可以归入当下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底层写作”,如《流浪的乞丐》、《工地的孩子》、《一位开混凝土搅拌机的民工》、《拾荒者》、《洗脚女工》、《矿难》、《红丘陵的农夫》等。而实际上,不管是从诗歌伦理的角度承认或批判“底层写作”现象,都涉及到诗人如何有效地在尊重诗歌自身美学依据的同时,以诗歌方式承担时代和生存的责任,换言之,就是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然而诗歌伦理,概言之,即是要求诗人和诗歌的承担责任并使诗歌发挥出应有的效应,这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是诗歌自身美学层面上的。而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指向,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肯定会出现不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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