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刊》记者：放眼国内媒体，时评是遍地开花。不仅都市报，就是部分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开起了时评版与专栏。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

鄢烈山：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这个结果。有些人有莫名其妙的幽怨心理，说现在杂文衰落了，时评怎么这么肤浅。受条件限制，时评可能有其肤浅的一面，但总体来说，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

时评的发展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变化，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第二点，市场化的媒体把评论搞起来了。这些市场化的媒体，又是与传统媒体互相影响的，所以现在很多党报也办了时评版。包括央视，也会搞些谈话节目。最近一段时间，看得很明显，像人民网、央视，对钓鱼事件都站出来讲话，跟民间的舆论，基本上调子是一致的，对上海市的钓鱼执法，持强烈质疑和批评态度。第三，技术的进步，就是信息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传播的条件。

评论的发展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标志之一。构成了历史的潮流，不管有多少曲折，大江东去，总是阻挡不住的。  

《评论周刊》记者：有人说现在是“全民评论”时代，人人有一个键盘，人人有一个鼠标，人人都能“灌水”，人人都能“砸砖”。其间的风云人物还被冠名曰“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社会责任与角色定位近来屡被人提起，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鄢烈山：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就个人来讲，他当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你成为意见领袖，影响力更大，你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更大。另一个方面，他这个意见领袖也不是自封的，也是要得到社会认可的，如果他讲的话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的声音，不符合民意，他这个意见领袖也当不下去。

比方说今年这个孙东东，他也想当意见领袖啊，他原先出镜率很高的，到处去讲，到处去录，但当他说了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人以后，就遭到了大家的迎头痛击。他意见领袖就当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名头”要珍惜。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他自然而然会珍惜自己的品牌。  

《评论周刊》记者：刚才您提到时评繁荣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依存关系，时评的繁荣说明中国公众已越来越拥有更大的自由和言论空间。但我们目前的舆论环境是不是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

鄢烈山：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我们的舆论环境已越来越开放，但实事求是地讲，开放的尺度还不够。现在尺度最宽的是足球领域，谁都可以骂足协、国足、体委。那尺度是最宽的。再就是到了影视这一块，狗仔队什么都可以揭，宋祖德也没去坐牢，尺度就宽些了。然后经济领域，你现在骂房地产商，骂一点官商勾结，没问题。这个尺度是看领域的。

我上世纪80年代到报社时，大概交警都不可以批评，现在批评个警察没什么问题了，进步还是很大的。县一级、乡一级的官，都可以批评。当然，这两年曝光的县官抓网友的丑闻，提醒我们，保障公民发言的权利依然任重道远。  

《评论周刊》记者：那么理想中的言论环境是否应该像舆论监督足协一样？

鄢烈山：应该可以畅所欲言，保障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公民意识的核心是什么？是监督政府。与十年前相比，这个土壤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得承认这个进步，你骂我我也是这么说。这个进步不是靠某个人的力量来推动的，也不仅是民间可以单方面完成的，而需要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一起来推动、来完成。

著名时事评论员、《南方周末》编委。作为本届“评论大奖”专业评审委员，鄢烈山对这次大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个评奖基本上代表了当下国内时事评论的水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举办这样一个高规格的活动，是要有一定担当的。”

鄢烈山认为，在多元的社会里，民间的声音也可以搞成一个品牌，他打比方说，诺贝尔奖也不是官方的，但是慢慢搞出了权威来。“我们这个评奖，因为是首届，我相信以后如果同样认真，甚至在某些技术上再进行改进，也可以搞成一个品牌。”

要“评论” 不要“评论界”

《评论周刊》记者：互联网时代、光缆通信、卫星通讯时代，人们可以随时从任何地方获取信息，新闻媒体所固有的为受众提供信息的重要性已大打折扣。要想占领市场，不被市场抛弃，很多媒体把目光投向了评论，认为评论所蕴含的观点或思想可以是独家的，也会是市场所需要的，您怎么看？

刘北宪：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应该是这样。评论是媒体的灵魂，最能够体现一个报纸的价值取向，最能够向公众阐明一个媒体的观点。因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在独家消息越来越难以拿到的时代，那么，独家的评论、个性化的观点，是受众越来越需要的。  

《评论周刊》记者：处在您这样一个位置的高度，能否对当前时事评论界的现状点评一二？

刘北宪：中国越来越宽松的舆论环境下，有些人发表看法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考虑面还不够广泛，因此有些时候他的话，他的评论可能还会带有某种情绪，某种偏颇，这种时候，我觉得，第一，要容忍，要允许他说话，允许他说错话；第二，他自己，还有每个发言者，都应该有这种气度，不仅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更要允许别人表达不同意见。

你刚才提到“时事评论界”这个词。这个提法一般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目前的时事评论还没有形成一个“界”，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否则的话，就不会是首届评论大奖了，可能办了无数届了。之所以办这个奖，可能也是希望评论在能够形成“界”的方面，做一些推动的工作。

我其实觉得，这个“界”形不形成不大要紧，如果形成界，往往容易使观点的交锋，批评的多元化、个性化有所损伤。大家聚在一起来评这个奖，我希望是让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人能够有一个交流、交锋、探讨的精神，千万不能你好我好他也好，最后就是评论评不好了，这就是评论的悲哀了。还是要能够通过这个事，推动大家更活跃的思维。评论没有活跃的思维了，不交锋了，还评什么？

中国新闻社社长。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他认为，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整个社会的容忍度越来越大，这是评论得以发展的最良好的土壤。但他同时指出，目前缺少的，是能够振聋发聩的名家名篇。

《评论周刊》记者：近年涌现出一系列网络监督事件，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网络反腐”。有人说互联网时代就是“全民评论”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出人意料地让中国公众拥有了更多的言论空间。对此您怎么看呢？

陈彤：这东西要客观，客观看待全民评论。一方面，应该说，网络上的言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加强了舆论监督，我们身边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但另外一方面，要非常客观、冷静地看待网络评论这个东西。

有人说网民的意思代表民意，这是错误的。绝对不能把网民的意思片面地理解为民意。网上的言论，不等于民意，甚至不等于网民的意思，它只等于在这个区域发言的网民的意见。一定要对网上的舆论有个清醒的认识。  

《评论周刊》记者：对于当下时事评论的兴盛，近年来多有讨论，而评价两极。有人说方兴未艾，有人说泥沙俱下。就您看来，当下时事评论存在什么问题呢？

陈彤：说方兴未艾也好，说泥沙俱下也罢，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有些人认为评论太多了，评论员们都硬拗着写，一个礼拜好几篇文章，那我认为，从量上来说，评论是太少了。当然，有一点点深度的评论就更少了。

但不能因此去苛求他说，你的东西怎么没有深度。我认为只要有一点深度，就有存活的必要。当然我们更需要有较深的深度的评论。不要去苛求评论界，也不要苛求评论家，你不能逼着他，说为了追求深度，为了追求严谨，一个月出一篇文章，我想，那不是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互联网时代需要一个基础的量。

新浪网总编辑。新浪网在本届“评论大奖”荣膺网络类“年度媒体”奖。陈彤在颁奖现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认为，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时代，深度的评论越来越显得重要。青年时报发起了首届新锐媒体评论大奖，是很及时的。同时他认为，互联网时代造就了“全民评论”，但“全民评论”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么说说没关系，真这么理解就失之偏颇甚至谬之千里了——网上舆论是民意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绝对不可以把网意等同于民意。

《评论周刊》记者：打开网站，每则报道的结尾几乎都有一个提示：“请你评论”或“我来说几句”。这应该是“全民评论”时代的最生动体现。那么，“评论”就是如此简单的吗？

盛大林：对，各个网站新闻后面都有留言区域，他们都把这个叫评论，这样说也可以，它是一种最简短的评论，人家说一个字：顶，这就是一个评论，这把评论的概念有点过于泛化了。不过也能算是一种评论，顶，也是表达一种态度，表达态度就是评论嘛。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之后，实际上就是全民评论，哪个网友没留过言，没发过帖呢？

但如果这样理解评论，看似开放包容，其实倒是狭隘的。网上发帖与自古以来的街谈巷议并无本质不同，说它是“民声”也许更为确切。评论要反映“民声”，但评论与民声毕竟两回事。评论还要讲究一定门槛的。  

《评论周刊》记者：您是国内久负盛名而且多产的时事评论员，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评论方向？

盛大林：这个可不好意思了，我没有方向，我是万金油，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写。但这方面我有看法，我倒觉得评论员有两大类型，一种是专业性的评论员，一种是综合性的评论员。

像我这样综合性的评论员占绝大多数，我觉得这是常态，应该这样的。

作为媒体的评论员，尤其目前这种情况下，首先是由媒体的性质决定的。比如说叶檀、时寒冰他们专门写财经评论，因为他们服务于一个财经类的媒体。像综合性的媒体，不能只写某一个方面的，不像纽约时报，有好几十个评论员，每个方面都有专家，都可以写，但目前中国报社一般评论员只有两三个，甚至只有一个，不能说我只写经济的或只写法律的，各个领域的新闻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然的话你就不全面了。报道是综合性的，你评论也应该是综合性的嘛。

媒体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各方面都应该涉猎一点，都应该懂一点吧。不然就个人发展来说，你写的面也太窄了。当然了，这也是一对矛盾，不专的话就不可能精，精的话领域就窄了。各有各的价值。根据各人所在的媒体，各人的知识结构来进行选择。

《东方今报》编委，在本届“评论大奖”获年度作品银奖。盛大林做了12年的报纸评论，他认为一张报纸无论如何都应该有评论版。谈到长平所言“评论是一种行动”，盛大林则表示了一点小异议，他认为“行动”的内容与质量也是应该有所讲究的。

《评论周刊》记者：您在时事评论这个领域堪称资深。对于当下时事评论的现状一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能否谈一谈呢？

杨耕身：在数年前，当评论版仿佛向阳花一样，一夜之间开始在一些纸媒盛开之时，媒体与评论的关系似乎已经是自不待言的了。但是我总觉得，有的情况下，它或许并不是这么明白，这么笃定。

一方面，一些媒体对于评论的功能及使命，或许仍缺乏真正的理解。而一些媒体的评论编辑者，并没有试图向公众表明他们的立场与方向。另一方面，一些尝试评论工作的撰稿人，乃至一些媒体的评论员，并没有真正变得成熟而有见地起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哪怕在同一个版面，同一个撰稿人身上，也存在价值观混乱、常识乏匮的现象。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非得出台一个什么准则。但是当中国的评论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处于启蒙及常识普及的“初级阶段”之时，尤其是在某种不可忤逆的环境之下，媒体及评论人怎样克服一些东西，倡引一些东西，指向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正确的废话，或甚至是错误的废话，而真正拥有转型时代的媒体及撰稿人品格，至关重要。

媒体从来不可能只是客观或中立地叙事，它的立场以及立场所包含的观点性与生俱来。但真正做到以观点立报，却需要必要的勇气与胆识。

我所见到的，至少一些优秀的纸媒，开始自觉地加大观点以及观点新闻的力度。像南方报系的一些媒体，像《新京报》、《东方早报》、《潇湘晨报》等，都更加乐以展示他们对于观点的喜爱与推崇。必须着重提到的是，《青年时报》同样是这样一个媒体方阵之新锐。  

《评论周刊》记者：作为资深评论员，能否谈谈您所认知的“好的评论”？

杨耕身：作为一种风格，我喜欢的五个字，是“温和而坚定”。这是我的朋友、评论家孟波先生对我讲的。

对于评论写作，我个人喜欢一种能够逼近真相、能够剔肉见骨的东西。退而次之，也喜欢一种充满智趣、机智巧夺的写作。我更想说的是，评论除了它作为一种“公民行动”的意义之外，它应当也敢于提倡文字之美。

曾经有一个说法至今仍旧颇有市场，即认为有观点即可，有思想即可，文字粗糙一些，可以容忍。我却此不以为然。

《潇湘晨报》总编助理，在本届“评论大奖”荣膺本届评论大奖“年度人物”。在颁奖现场杨耕身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认为，当下的时事评论远未成熟，远未脱离“初级阶段”；在强调评论是一种公民行动、公民权利之时，也要敢于主张评论的高度、评论的文字之美，而避免低级与粗糙。

《评论周刊》记者：《新京报》可能是国内最注重评论、评论版量最多的报纸之一，以至于有人说，评论是《新京报》的招牌。《新京报》评论也确实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产生过显而易见的影响力。就此，您能否谈点心得？

王爱军：报纸是非常有限的空间，网络是无限的空间，这要求传统媒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必须为读者精心制造或者挑选最有用的信息。而评论作为新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它应该成为媒体的核心产品之一。版面作为信息载体是有限的，作为思想载体则是无限的，因为“思想”的空间是无限的——宇宙有多大，思想就有多远。  

《评论周刊》记者：鄢烈山先生说时评是现代新乐府，“合为时而著”。而从反面看，是否也可以说，这也是时代所促成的？

王爱军：是的。有四个原因：一个是社会大环境。首先是社会不同的阶层分化，过去是大一统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现在可能有十来个阶层，不同阶层的人出现后，就会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那么这就为言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第二个因素，我觉得还是新闻理念的发展。新闻和评论，是绝对要分开的。过去可能报道里面就把观点塞进去了。现在会忽然发现，报道就是报道，报道是要求零度的情感，就是客观、真实地去描述事件本身，不能直接加进去评论内容。它所要表达的观点，让评论来做。

第三个，我觉得还是有一批“意见领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诞生，有一批人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比如一批知识分子，可能过去埋着头读书研究，现在开始抬头看社会，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一批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

第四个，可能就是现在平台的扩大。比如说报纸的厚报时代，搭建了评论的平台。

但目前存在这样两种评论，一种是“口水评论”，他说的东西，只是感情的宣泄，没有理性，比普通老百姓的见识还低。第二个，我叫它“废话评论”，就是满篇都是对的，每个字都是正确的，每句话都是真理，但是你把他文章全部读完之后会发现，他什么都没说，没有给你带来任何新的价值。这两种评论是要改变的。  

《评论周刊》记者：那么又该如何避免或消除这样的“口水评论”与“废话评论”呢？

王爱军：我不会去想“如何消除或避免”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人都有发言的权利，相对而言，任何层次的言论都应有他的存身之所。但作为新闻评论的操作者，则有必要回避口水评论与废话评论。

若说路径所在，就是要让评论从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专业判断。价值判断，就是某一种事情是对是错，尤其是在评论兴起的时候，作为一种启蒙性的东西，它是十分需要的。但当一些大的理念形成共识后，人们会更需要了解怎么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都知道了要讲人权，但怎么去讲，这就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一些非常专业的人士去讲。比如说保护私有财产，不能光喊口号，怎么保护？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社会平等，怎么平等，教育平等，医疗平等，包括民生的建设，怎么去建设，接下来就是非常细致地一点点去解决它。

一句话，现在我们不能仅仅“谈主义”，而对成堆的“问题”视而不见。新闻评论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

《新京报》编委、评论部主任。王爱军可说既是当下时事评论的操盘手，又是一个时事评论方面的理论家——编余，王爱军经常在各种层次的新闻培训班上讲课，将他主持《新京报》评论的心得形成“系统”。在颁奖现场王爱军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指出：媒体评论要善于借脑、借智慧，而不能单纯地依靠自己的职业评论员；当价值判断形成后，评论要向专业判断转变，这就需要一批专家、学者站出来说话。

在评论者日益增多的当下，有两种评论他认为是生命力不会长久的：“口水评论”和“废话评论”。

《评论周刊》记者：如何让评论成为当下媒体争取市场的核心产品？这也许并非《南方周末》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但看看《南方周末》会给出什么答案，对于其他媒体来说一定颇有启迪价值。

郭光东：评论或言论是一家媒体的灵魂与旗帜，此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灵魂与旗帜的作用，总觉得新闻报道是第一位的，评论甚至类似于副刊的角色。但随着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主动加强了评论，使报纸的形象得到了改观，品味一下子上去了。从大量纷繁复杂甚至是垃圾信息里面跳出来，刊登思想，刊登观点，不仅迎合了寻常百姓的阅读欲望，也把很多精英人士吸引进来，整个改变了都市报的形象。如果一个媒体既重视了评论，又保持了报道的平民色彩，这个报纸或杂志就会变得民工爱看，教授也爱看。更重要的是，它把媒体的气质和品味通过一个小的版面或者一篇小的社论，就可以一下子提升上去。  

《评论周刊》记者：在时事评论方面，《南方周末》有它自己的高度。作为《南方周末》评论的具体操盘手，能否对当下时事评论的现状点评一二？

郭光东：好话就不说了，只谈问题。当下时事评论最明显的还是同质化问题。为什么会生成同质化？一个大的背景是我们受到了大的舆论环境的制约和规范。另外就是经常看到的那些评论作者就是同一批人，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这些经常出现的人，产量太高了。我不希望一个人一天写个五六篇，任何领域都敢发言，相对来说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说话还可以再谨慎一点，认真一点。我推崇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每个作者都有这样的意识，会给读者很大的惊喜。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大批人是有思想有想法的，在他那个领域很有见解，高中生、初中生、医生、律师、会计师，都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只是很多没有被发掘出来。比如《南方周末》被评为月度好稿的一篇作品，是由一个高二的学生写的，题为《我被中国的教育逼疯了》，当时引起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大讨论。他不是空洞地去讲，而是以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去讲，这应该是坐在电脑前一天炮制五六篇的人不能做到的。

编辑很多时候出于惰性不去发现这些被埋在沙子里的作者，这是整个评论界浮躁的表现。说到底评论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包括作者，包括编辑。  

《评论周刊》记者：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何在呢？

郭光东：新路径无非是两个，一个就是把精英话语弄得更精英，更有建设性、更有理性，话语更通俗，百姓更爱看，起到解决问题，或者说是观点启蒙的作用。另外一块要下更大力气的，把社会上有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的普罗大众给调动起来，他们的话是最鲜活的，也可能是最有见地的，他在那一行里工作了多少年，看问题的能力是那些坐在书斋里和电脑前包打天下的人所不具备的。媒体应给予他们机会，搭建平台，赋予各行各业最合适的人表达最合适、最有启发性的观点。

对太有说话欲望、经常说话的人，我提倡节制；对没有被发掘出来、天天被压抑、没机会表达的人，希望能给他们机会放炮。这样路径就新了，既能改变“千版一面”，又能使评论版或者说言论空间撑得更大，更加多元化。

本届评论大奖，《南方周末》荣获“年度媒体”与“年度思想贡献奖”，以至于主持人笑称《南方周末》编委、评论部总监郭光东为“今天最忙的人”——他自己的作品也获得年度作品银奖。在接受《评论周刊》记者的专访中，郭光东认为目前时事评论存在一个“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现象，而如何消除这种现象，他给出了两个字：发掘。

《评论周刊》记者：媒体上的评论越来越多，一多，必然鱼龙混杂。若要脱颖而出、鹤立鸡群，是不是必须讲究观点或思想的独特性？

秦朗：我一直觉得，无论一个好媒体，还是好文章，“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媒体不同定位的重要标志。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评论在中国传媒的发展方面，会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方面会越来越重要，或者说繁荣发展。  

《评论周刊》记者：随着时评的兴盛，一个独特的群体也应运而生：时事评论员。对这一群体，您有什么寄望的话吗？

秦朗：我不太喜欢“精英”这个词。现在有些评论员的精英意识可能太强，甚至自命为精英。我是指部分，有些，或者少数，与读者的平等交流不够，价值灌输多，而沟通、交流、包装、文字等方面还需要加以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本届“评论大奖”，《中国新闻周刊》荣获本届评论大奖“年度媒体”奖。秦朗在颁奖现场接受了本刊专访，秦朗认为，评论很重要，但是需要平等交流，要注意沟通的方式。他特别指出，“精英评论”不是评论界应取的态度。

 

【注：文中粗体部分为青年时报编辑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