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显然，天津南开区法院的王学林法官并不屑于这样的疾呼。尽管3月28日他是否真的殴打了另一法律人——北京的王令律师尚无定论，但他当天与前来为拆迁纠纷立案的王律师闹不团结、掐了王律师的脖子这一情节，应该是有的。

    这一掐，若是在普通百姓之间，自然是小事一桩，但是，放在一个法官和一个律师之间，事就大了。这不，近来不仅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律协要为律师维权，还劳动得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专门为此批示。

    这一掐，其实远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律师执业难”问题，甚至也无关法官耍官老爷派头。要害的是，这一掐，掐出了中国行政法制的窘境。这一掐，极具符号意义，极有解读、剖析价值。

    这一掐，是掐在极度敏感的拆迁行政官司上。换了其他官司，比如离婚、版权或者购销合同，法官绝对不会去掐律师的脖子；刑事案件，想必也不会；即便是一般的“民告官”案件，比如告公安局乱作为、工商局不作为等等，法官也犯不着掐别人的脖子。在这些案件中，法院相对超脱，一般来说，法官居中裁判就是了。

    但是，拆迁案件可就不同了。它绝非一般的行政官司。谁都知道，现在有权拆人家房子的人，不管是以公司的面目露脸，还是以某市、某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招牌出现，背后都有当地政府那双看不见的手撑着。王律师代理的是11名被拆迁百姓诉南开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违法拆迁公告一案，区建管会自然秉承区政府的意思，而且拆迁是因兴建天津地铁而起，没准背后还不止是区政府的意思。如此一来，你律师告拆迁违法，不就是让我法官为难吗？我说不受理，你还偏不干，非说让我不受理也要开收条，这不是找抽吗？掐你脖子都是轻的。

    这一掐，掐到了当下行政法制的死穴。可以说，“法院地方化”的积弊在拆迁案件中表现最为明显。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一般归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但由于拆迁官司的被告大多是政府机关甚至是人民政府本身，而各级法院的经费、人事实质上都捏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法院要公正审理都难，更别说判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机关败诉了。于是，“拆迁官司立案难、审理难、胜诉难”众人皆知。

    从一定意义上看，到法院去告政府拆迁违法，不亚于去找二当家的诉苦。这种“逗你玩儿”的设计你还认真得不行，那不明摆着是找抽型的律师？报道说，王法官掐王律师脖子前放言“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报道还说当时法院一位副院长也在场，其实，以我管见，作为行政庭的庭长，王法官这一掐还不只是代表法院，还是代表地方政府掐的。

    这一掐，当然也把原本就极度脆弱的法律共同体给掐散架了。而散架的诱因则来自外力，即地方政府的“离间”。掐脖子的法官是天津的，被掐脖子的律师是北京的，这或许是天津的律师不敢接这案子，或许是被拆迁的百姓不相信当地的律师。这似乎喻示着掐与被掐只在本地与外地之间，天津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共同体。不过，这却是一个可怕的共同体，与真正的法律共同体背道而驰。真正的法律共同体，应该是所有的法律人合力一处，就是掐脖子，也该一起去掐专断权力的脖子。

    眼下，最能检验法律共同体形成与否的试金石，恐怕就是拆迁案件了。当然，如果法院地方化的格局一日不改观，法律共同体的形成也就一日不可言。否则，即便法官个人修养提高，明面上不掐了，也难保背地里或在实际审理时不掐律师的脖子。那种掐，可就是掐脖于无形了。

（2006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法的精神之郭光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