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丹柿小院，老舍先生生前居住的小院。清明左右时分。纪念我最喜爱和最敬仰的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的作品字字楔入心里，品格融入命脉，精神输入血液，这就是爱的概念。

（2013年，4月4日，安建达与老舍先生子女舒济先生、舒乙先生留念。）

    在2010年，我曾写过一个短文，表达了自己对于老舍先生故去的感念。部分如下：

    不喜欢，或者说比较烦感，人死了分析死因和动机，那种冷静起来的分析让我觉得世界是个手术台，人人都可以做验尸官。后来，尤其是看到许多的分析文章里面说，“老舍先生死前已经查出身体患了很大的病症”、“老舍先生死前家庭陷入矛盾中”，觉得忒没意思。不过呢，倒是印证了如今的现状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打算另辟蹊径，本来可以一条直道进门，非得带着冲击钻到旁边打个洞，死气白咧地钻，钻不进去也叫凿孔透亮。尤其是此种关注，往往故意忽略老舍先生之死的主因，更加让人费解。

    事实，老舍先生是被一种“文化”，一种他没有看得懂的“文化”迎头痛击而选择自杀之路的，这毫无疑问。季羡林先生对文化的理解是，“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创造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叫做文化”，我觉得这是“宏观之中的狭义定理”，因为优秀与否与时代的推崇和当时的好恶关系极大，即便盖棺定论了，那也有积极的和反动的之分别，反动的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不能说那不是文化，如老舍先生投湖之时的“运动文化”。

    老舍先生作品里的人物和他本人，有几个口头语，其中之一就是“凭什么”，不是老舍先生的独创，是生活里的语言，准确说是老百姓的语言。据说，老舍先生投湖前曾经遇到个熟悉的人，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次日就离开了。这话透着愤懑，谁认真说这句话都会是愤懑引起的，莫名其妙里面夹杂着不服的抗争。其实，在“运动文化”的面前，这句看似有道理的大众语言会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运动文化”讲究的就是砸烂从前的，创造新生的，在新生的没有出现的时候，之前的东西却先被砸烂。“凭什么”的“什么”，是过去的根深蒂固的、约定俗成的某种习惯或者约束，所以，被虎视眈眈意欲砸烂的东西是不能“凭”的。老舍先生没有看懂当时自己的面前的突然爆发的运动，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思维上无所凭依，便用肉体的死亡解决了精神的不解。突然、砸烂、创造新天地，是“运动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这种文化是人类所共有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单单是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的独有，区别是反应的强弱和时间的长短。强烈的、时间长的，相对破坏力也就大，要比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厉害吧。

    特早的时候，我曾经试图用感性或者理性来分析“运动文化”的本质，却发现无法解释，原来，疯狂聚集的时候，既不是感性的浪漫，也不是理性的内敛，一切的措手不及仅仅是大众的事儿，掀动起波澜的有时候是对翻天覆地的真切渴望，有时候是处心积虑的计划里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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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著名作家王春元先生在聊及新作《蛋壳里的北京人》时说：什么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高级表述，其实就是精神追求和信仰…… 3月29日，王春元先生还曾说：面对这个一骑绝尘的造城时代，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的成长记忆和情感记忆都被无情地切断，那种原乡人的感觉只存在于人们还不麻木的记忆和文学畅想中，它无法弥合的是原住民对中心城市的疏离感和新移民对于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感。

（2013年4月6日，安建达与王春元老师合影）

    《蛋壳里的北京人》，是我最近读的书籍里认为最精彩的一部。之中的很多的论述，都能够打动我，让我的心慢慢静下来，可以说，这是一部写北京城和人，但是不仅仅是北京城和人的书。

    摘录书中的话和“北青网”的评论：

    在“无纸话生活”摧枯拉朽般袭来时，至美的纸版书籍是未来生活最后的奢侈品。

    城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命运就是一群人的命运，就是一个王朝的命运，一个时代的命运。北京城近现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急剧演变，政权的动荡、制度的变迁、文化的更替，无不深深地影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也造就了一批灿若晨星的大师。没有这些人，北京只是一个僵硬而孤立的符号，因而这是一部向他们致敬的作品。因此，王春元留存了这么一个“蛋壳”，它是一个精致而脆弱的存在，内里包裹着蛋清、蛋黄，包括着生命体。有的人可以轻易击碎它，有的人则把它看得高于生命。

    如果北京城只留下化石一样孤零零的紫禁城，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找寻这座伟大城市的生命体征？如果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知识分子，守护不了内心的那个精致而脆弱的蛋壳，岂不失去了他存在的最基本格局？经历了历次城市改造运动之后，如今的北京，高楼有了，大厦有了，而大师在哪里呢，城市的精神气在哪里呢？《蛋壳里的北京人》正是这样一把钥匙，告诉我们北京城从何而来，她曾经这样存在着，从而开启历史时空和个人心灵沟通的路径，重新构建每一个生命个体与这座城的精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