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电瓶车载着我们在那些深街大巷里穿行，两边是灰濛濛的砖墙和高大的砖雕门楼，虽然有点苍老但风骨犹在，仿佛置身在古装戏电影的场景里。要不是那些迎面骑着车的穿着时髦女孩的“暗示”，我还真以为恍然回到明清年代。
19世纪20年代初，一对年轻的上海新婚夫妇，踏上征途去新郎的老家山西省亲，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许多年后，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判断失误。当她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老家大宅门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70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在太谷、平遥等县城里，就有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呈了一份统计报表，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当时还有人像现在搞了个财富榜，“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自古以来，山西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就像我们以前家喻户晓的“农业学大寨”，就是与穷山恶水奋斗而树立起来的典型。土地的贫瘠，人口的拥挤，他们只好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于是大批的农民就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许多年前，我就听过那首山西民歌《走西口》，被它那种“苍凉、无助”的旋律所打动。事实上许多身家百万的晋商当年都是靠贩盐、贩茶叶，甚至赶骆驼起家的。一个肯迁徙的家族往往是进步的。这些背井离乡的山西远行者，经商时很少有地域的概念，也没有条条框框（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你看，当清代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停火友好政策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快，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马上把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有个叫“大盛魁”的商队就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晋商，还有徽商，包括现在遍及世界的温州人，都是“爱拼才会赢”的经商典型。
这些遍及中国，甚至走出国门的晋商们结累了大量的银子，为了把这些血汗钱带回家乡，往往要兴师动众雇佣镖局，爬山涉水把银子押运回家乡，一路上还要与土匪、强盗周旋，弄不好就会人财两空。就像小说《水浒》中的杨志，作为镖局的领队最后丢了生辰纲，走投无路只好去梁山投奔革命事业。
大名鼎鼎的“日升昌”坐落在平遥西大街上，现在还挂着一个牌子叫“中国票号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私人银行），也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人，在酒后说了句“金子可以生金子”的经典名言，可在当时，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痴人说梦”，拿现在的话来说，此君属于“脑残人士”。可就是这个没读多少书，当学徒出身的人，却大胆提出用票据来代替金银作支付和结算的老办法——这可是破了几千年的老规矩啊。某种程度上，雷履泰不亚于我们改革开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然，雷履泰提出票号结算，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靠拍脑袋出的金点子，而是他走南闯北当了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后的“正确判断”。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感谢他的东家李大全先生，正是他的开放心态和知人善任，才使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横空出世。否则，哪怕雷履泰这个“打工总经理”，再有浑身的本事，一张白纸没有颜料，也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日升昌前临繁华街市，后通幽静巷道，占地1600余平方米，有大小建筑2l座，形成一座完整功能齐全的商业店铺院落。不知为什么，当我走进这个散发着湿漉漉气息的院落，看见那些古朴的柜台和那些长长的算盘，感到非常亲切。我的外公当年就是高邮北大街一家叫鼎昌南货店的董事经理。上世纪60年代，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个已改为国营的店铺，依旧有高高的柜台，长长的算盘，还有和这里相同的湿漉漉气息。
“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据我们团队导游王小姐介绍，当晋商前往江南、西北、东北及国境边贸进行交易时，汇票由“日升昌”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日升昌”遍布全国的51家大小票号。汇票采用了“私家水印”印刷，并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汇票的印数及领用均有严格控制。更有意思的是，汇票书写时采用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并且定期改换，以防泄密。比如那天我在该博物馆看见的：“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原来就是一份防假密押，表示1至12个月；还有“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看上去好像是张贴在墙上的店训，却是表示银两的1至10。这些藏在字里的密押，外人是根本无法解密的。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在“日升昌”票号的经营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这充分体现了“日升昌”票号经营者的严格管理。
当然光是严格管理还是不够的，“日升昌”票号最成功的关键词还是“人格和诚信”。山西商人不仅具有“抱团”意识，即便对竞争对手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即有钱要大家赚。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甲方老板欠了乙方老版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欠债的甲方老板就到乙方老板那里磕了个头，最后就一笔勾销，谱写了“甲方乙方”的佳话。这个故事说明了晋商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正因为这种“大商人心态”，才会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
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不过，我们也不能光为“日升昌”唱赞歌，也要正视它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酱缸文化”，才会使我们对晋商有个立体的了解。“日升昌”最大的冲突发生在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一位是能力超群的商界领袖，一位是英气逼人的商业奇才。就像当年闹革命是可以共患难，而革命成功了，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雷履泰惟我独尊，独裁专断，从而引起毛鸿翙的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水火不容，雷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辞职离店出走，还带了骨干精英在隔壁开了“厚泰蔚”，与“日升昌”分庭抗礼。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在长期商家竞争中，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比如雷履泰只要一有机会就拆毛鸿翙的台，让对手的苏州分店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而毛鸿翙同样一有机会就会对“日升昌”使阴招。最让人脸红的是，后来这两个人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竟叫毛履泰！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故事而把晋商的衰落归集于他们自身，而是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有时候人祸比天灾更要命。比如先是太平天国运动，就像余秋雨描写的：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再后来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山西票号再也挺不住了。
那天我从“日升昌”后门出来，看见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穿着中式的白布衫，头戴瓜皮帽。经和他交流后，才知道这位李老先生的祖辈就是“日升昌”的店员。如今早已退休的他，闲居家里无事，每天来这里守摊也算是一种感情的寄托——这让我想起老舍话剧《茶馆》王利发的那句台词：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
后来我还花5元钱让他仿做了一份“日升昌”的票号，其实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个永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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