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富民强国思想及其历史现实意义

              文\刘艳琴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财富的分配上，统治者（基本代表国家）与民众之间始终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构成了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此消彼长。因为有限的社会财富就像一个大蛋糕，国家切割的部分大了，剩给民众的必然就小，而民众又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最高统治者所支配的部分基本就是国家所占有的部分。而国家的财富只能由千千万万的民众做创造，国家也只能由千千万万的民众来构成，也就是“蛋糕的构成者”到底能得到多少自己创造的财富。这些矛盾听起来有些乱，实际归纳起来也不过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国家的分配政策是先富民还是先富国。中国人的传统是一向以国家、集体为重，忠君爱国是至高原则。所以富国的目标是真实的，措施是刚性的，因为国富才能天下稳固代代相传，才有君主享乐的资本；而富民则多半是招牌或手段，政权急需稳固的时候不妨让民众先富一富（如战后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但若与富国相冲突，君主多半是舍富民取富国甚至穷民以富国。

    中国人在国外被称作“汉人”或“唐人”，那无疑是是因为历史上的汉唐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但是汉唐在当时世界上却不是最富裕的国家，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说起来像个笑话，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竟然是苟且偷安的宋朝。当然，这只是从国家收入上说的。国家的收入主要靠税收，而北宋的税收峰值是一亿六千万贯，到了中后期也能达到八千到九千万贯，连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还能达到一个亿，宋时的税率是1：15，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北宋人口大约是一个亿，有学者将一亿六千万贯钱按10贯＝10两白银＝1两黄金，再将黄金折算成美元，测算出当时的GDP是人均2280美元，竟然接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此富强的国家实力却丧权辱国备受欺辱，成为中国最软弱的朝代，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和深思。

    首先来看北宋这么高的税收都是从哪来的。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一个不抑制工商业的朝代，而且还鼓励餐饮娱乐的发展，并从中抽取大量的赋税。除正常的田赋之外，还“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以至“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苏轼《策别厚货财一》），宋朝的赋税种类高达九种。有学者考证，宋朝的工商业税收入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这在农耕时代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农业税呢？且看王安石的变法。《青苗法》其实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强迫或半强迫（表面上是自愿）地放出高利贷，到收获时连本带利还清，还不清就要利滚利，有的田户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还不上官府的青苗钱，苏轼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描写道“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免役法》就是变百姓出力为百姓出钱，这未必就是坏事，但连原来免服徭役的女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僧道、城市居民也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助役钱”就纯粹是雁过拔毛了。《均输法》是官府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贱买贵卖，牟取利润。《市易法》就是由它的执行机构市易局开办一个商品购销批发总公司，如果你没钱购买，还可以贷钱给你或者你拿东西抵换。正如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所说的那样，王安石变法“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理财’。”而天下之“财”是有限的，官府“理”得的“财”多了，百姓“理”得的“财”必然就要少，因此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是“与民争利”（参看司马光《与王甫书》）。变法的目的就是充盈国库，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条件下，国库充盈了，民仓也就必然空旷了。元符三年十二月（时徽宗己即位），诏两浙转运司应旧欠朝廷及他司钱物斛斗总计六百五十馀万，分作十五年拨还，仍自建中靖国元年为始。因积欠实在催缴不上来，不得不多次减免。

    那么，北宋理到国库的这么多钱都干什么用了呢？

    首先是岁币。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每年输契丹“助军旅之费”白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二年（1042年）增加到白银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年）与西夏议和，每年“赐”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还要赠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叶一万斤。宋室南渡后，与金人订立了《绍兴合议》，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此后战败时岁币还有增加。

    其次是养兵。宋朝推行的是募兵制，也就是一旦当兵，终身服役。兵源许多都是各地的悍民和饥民，即那些“博弈饮酒，不安于家”的人，不少人甚至是游手好闲够了，没有个衣食依靠才出来当兵的人和灾荒年月无力养活自己的人，把这些人收编进军队，使他们不愁吃穿，可免于造反闹事，还可以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实在是有以匪治民的意思。因而，百姓对当兵没有好印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那时候流行起来的俗语。另一部分兵员来自于罪犯，《水浒传》里的林冲、杨志、武松、宋江、卢俊义都曾因杀人或“反政府”罪被面刺金印发配去充军（而不是死刑），刺金印（其实是青印）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能逃跑，永远服役。不止是充军的罪犯，宋朝的士兵都要刺印，世袭的军官也不例外。还因为有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先天弱点，宋朝最怕的就是上行下效，所以高质量的禁军（戍京城的）由皇帝亲自统领，怕兵将一心会兵变，还要与厢军（戍县郡的）三年一轮换。而宋朝的常备军总数上百万，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总数高达一百四十万，这样大规模的军队，日用开支就是个惊人的数目，还要定期大规模轮戍，靡费惊人，苏轼就曾在他的《策别· 厚财货 二》中明确指出“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征行就是轮戍。

    当然，还要养官吏。宋朝的官吏待遇很高，基本是以富养廉，连林冲这么个禁军的教头都能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千贯钱也就是一千两白银来买一把刀，且不说他家里还要养着如花似玉的娘子丫鬟。实际上宋朝也鼓励官员蓄养家伎小妾，一个官员的家庭动辄几十口人。每当贬官，都要散去家伎的。像王安石那样不纳妾的官员连皇帝都知道，他夫人也觉得说不过去，主动给王安石买了个小妾送在卧室，只是王安石心不在女人身上，还是拒绝了。并且，宋朝还允许官员蓄养歌伎，如果聚会饮酒而没有歌伎助兴，那是很丢面子的事。除此之外，也鼓励歌馆青楼的生意，著名词人柳永大半生混迹于青楼，而宋词基本都是在歌伎中传唱的。连宋真宗都乔装改扮去妓院会李师师，而宋江要招安，更是托李师师与上层暗通消息的。可见当时妓女与官员的交往多么密切，当然这也曲折地表明，官员们是多么富有。钱聪哪来？未见有贪污腐败的记载，那当然就是官奉了。这些官员的来源除了科举之外，还可以“制举”（特举包括自荐）和“荫补”。“荫补”是对高级官员子弟亲属的优待，中央六品以上、地方五品以上者，每三年都可以恩荫子孙一人，甚至六人。高级官员退休后，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馆阁学士还有额外俸禄，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以及疲老不任事而又未退休的官员，还可以任宫观祠禄官，领取俸禄。宋朝注重分化文武官员的权利，让权力互相制约，这必然要增设官职。为了笼络读书人不煽动人民造反，在官位没有空缺的情况下便重复设职位或者候补，因此，宋朝的官员数量大大超出了国家需要的职位数量，出现大量的“冗官”。而这些冗官却一样要官府养着，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官员也是三年“磨勘”，期满回京述职后再派任，当然旅途时间很长，也可顺便旅游，费用自然也是国家报销。官员的俸禄也要不断增加，王安石“理财”的目的之一便是“增吏禄”。宋朝这种鼓励做官的态度在宋真宗那里已是大张旗鼓的宣扬了，宋真宗有一首著名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全部的意思也不过是：好好读书就能做官，做了官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此外，还有皇家的大肆挥霍。虽说皇家挥霍，历朝历代都不少见，但宋朝在常规挥霍中还有一次特殊支出。宋真宗时期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泰山封禅。此前虽然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都曾封禅过，但规模都不及宋真宗这一次大。宋真宗建筑了与故宫的太和殿和孔府的大成殿齐名的天贶殿，还在山顶构筑了金碧辉煌的碧霞祠。天贶殿三面墙壁上镶嵌的高62米，宽3.3米的《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就是参照宋真宗封禅的情景绘制的，有人物666人，其规模之大，令人乍舌。所耗费用，难以想象。

    由此可见，宋朝国库大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并没有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国家日渐富有了，而民众却日渐贫困了，于是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终至于官逼民反，宋初就有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期有梁山泊起义，就是外敌压境的南宋时期，最具有爱国心的中华儿女还是免不了被迫造反，那便是钟项、杨幺的起义。生活在太平时期的苏轼以一个政治家的心智敏锐地觉察到了穷民富国的危险性，他恳切地警告宋神宗说：“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策别十六》》，“位之存寄乎民，民之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东坡易传》）“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繁刑以贼民，国本摇矣”(《上初即位论治道》)。苏轼并非危言耸听，此前和此后的各路饥民都是活生生的见证，苏轼曾“亲入村落”，见“麻麦如云”而“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他们这种无论丰凶皆病的生活明确告诉统治者，穷民不可能富国。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苏轼明确地引用《管子》的学说给出了办法：“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可惜苏轼的这些主张与当权者、特别是皇帝的富国强兵的想法不一致，不但得不到推行，反而一再遭到贬黜。而宋朝也正是在这种穷民的内忧输币的外患中日趋衰竭，直至灭亡的。

    由此，我想到了近些年的现实。

    前苏联曾经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大国，其超级不仅在于国家面积之大，更在于国防实力的强大，前苏联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占据工业的大部分，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和生产出了最复杂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导弹核武器、核潜艇、以及超声速战略轰炸机等。国家财政负的投入倾斜而使重工业与轻工业民用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据专家估算，前苏联把国民经济中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投入到国防科研生产上。可惜前苏联并未充分重视这种危险的经济病症，直到1991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预算赤字增长，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最高领导者戈尔巴乔夫也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对外经济银行无法按时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轮船因拖欠货款和停泊费用而被扣押在外国港口，在国外的前苏联专家政府没有钱给他们发工资，也没有钱让他们回国。这种国家高消费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一个超级大国就在这种不恰当使用财政收入中灰飞烟灭了。

    再看目前的中国。截至2008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几乎为全球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占世界总外汇储备量的四分之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到2008年9月底已达到5850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为9.6%，而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4.8%，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国劳动工资只占GDP的12%左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我国人均收入大约只有美国人均收入的4%。

    中国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是靠税收。2006年12月21日中国新闻网援引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称中国纳税成本高居世界第八》一文中提到“……中国内地则需交纳47个税种。税种越多，纳税越繁琐，程序越复杂，纳税成本越高。而且，中国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中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2%左右。因而，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那么，中国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都用来干什么了呢？

    首先是行政费用。包括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车私用，建筑豪华办公楼和公务员住宅等等。2009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组行政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中国：25.6% 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在2008年3月12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冯培恩委员发言指出，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20年增长23倍。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

     其次，是基本建设以及国防费用。大家看看我们的公路、铁路、港口和城市大变化就会知道，至于国防建设嘛，神舟系列我们也有目共睹。这个我就不多谈了。

     但是，涉及到民生的社会福利投入却严重不足。同是世界银行的公布数据，世界几个大国用于教育、医疗的比列为：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据广东江门广播电台新闻报道：江门农村学生林文炳2003年高分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付不起学费而放弃。遭此打击，先是逐渐精神失常，终于发展到在6月27日凌晨跳井自杀；《羊城晚报》2003年7月21日援引《华商报》的消息：陕西榆林53岁中年农民景统仕，在女儿考上大学、另两个孩子又都被保送进重点高中后，面对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服毒自杀。而2005年新华社来自昆明９月21日的报道有：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的邓欣考上大学，母亲因为愁借不到高额的学费而上吊自杀。12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年届七旬的湖南祁东县农民付达信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宣判后，自称抢劫是“为了反映生活困难问题”及“入狱养老”，付老汉被判刑2年后还表示，判太轻了。当19岁的北京市顺义县农民李大伟因再次抢劫被判处18年徒刑时，他真是长舒了一口气——再次抢劫，他为的就是这一刻。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在急救中心等来了专程前来宣判的法官。这意味着，他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这还不包括高额的房价给人民带来的重压。

    如果社会保障不能惠及广泛的弱势群体，那么就很容易演变成“牢有所医”、“牢有所养”“牢有所居”。中国在社会保险、基本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不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稳定问题了。除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屈辱苟安以外，其他方面跟宋代有多大的相似之处，就留给大家去想了。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经济问题，将逐步采取措施取消中等职业教育的收费，建筑保障性廉租住房，医疗改革也逐步向保障居民基本医疗的方向发展。在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把扩大内需作为首先应对的策略，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政府补贴资金的手段，扩大农民阶层的购买力，也初步获得了成果。但是，长远考虑，还是苏轼援引孔子的那句话更有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夯实根基，不再重蹈古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