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行”遗稿确实可以让人想到许多。首先是，这位“最后的士大夫”坚持反思“大汉族主义”，实在难能可贵。为了追求民族平等，学者们可以将历史解释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上下关系”的持续演绎，而矛盾的是，近代中国国族之缔造恰是基于一种相反的心态而进行的：“中原”长期遭受来自西方、来自北方民族的压力，元、明、清统治民族（蒙、汉、满）的更替，使“以夷乱夏”在元末明初及清末民初，成为“华夏自我认同”的“历史资源”。作为汉族学者，对于二十世纪以来成为主流文化上的“自我”加以反思，是我们的使命之一。但是，倘若把眼光放远一些，结果又会如何呢？显然，基于二十世纪“华夏自我认同”展开的这一反思，不能催生对历史的总体解释有关键意义的看法。试想，倘若我们是元代的士大夫，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得出的论点，肯定与我们针对二十世纪“华夏自我认同”作出的反思不同。

    其次，致力于寻找对于“我们的历史”有更高解释力的理论，我们从费先生那里能得到启迪，但却也同时能意识到问题。汉族不是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期的“中心”，在“中原”之外，两千多年来，也存在过长江上游、巴蜀、大理等古代文明，在天下的“其他文明”之下，也形成过中心与边缘关系，与国族时代不同的是，这一关系，时常是在一个或若干个更高的层次下形成的。“中原”、印度、东南亚、阿拉伯世界，就是这些“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