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坪市。人莫辨焉，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始知其为黎也。”从地理分布等情况来看，周去非所谓的熟黎、黎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被误作黎人的“临高人”。但在元、明时黎族人民的分布比较广，被称作“熟黎”的人中，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真正的黎族。后来由于封建统治日趋严密，熟黎也和齐民一样要“纳粮当差”，报作黎族已无利可图，同时为了避免民族歧视，那些已使用汉语舶黎族和“临高人”这时大都改报汉族，所以现在海南岛东路各县黎族的人门已经很少了，只有万宁、乐会等地保留黎族语言和特点的人仍报黎族。

　　(3)“临高人”

　　唐朝以前，海南岛的汉人不多，东路各县，包括文昌、琼海、万宁和陵水等地大多是“临高人”的住地。在宋、元时，“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思、藤、梧、化之征夫”尚且落籍报作“黎族”，那么，语言、风俗习惯与汉族原来就不相同的“临高人”被史志称为“黎族”的就更不为奇了。但后来汉族移民日益增加，当地的“临高人”逐渐地被汉族同化，同时由于官府的政策已经改变，熟黎也要纳粮当差，报作黎族不但无利可图，还会受到歧视。这时候东路文昌、崖县等地已经改用汉语，基本同化于汉族的那些“临高人”都纷纷报作汉族，只有琼山、澄迈和临高等地仍保留自己的语言、特点的“临高人”还被汉人称恤kia216黎仔”或恤nq“黎人”。我们可不能望文生义，把这些“临高人”当作真正的黎族。

　　　　　　　　

二、“临高人”不是从征而来的壮族军队的后裔

　 临高语既然跟台语支的壮语比较接近、历史上又有从广西征调俊、壮、土、日军兵到海南岛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记载。那么，“临高人”是从征而来的壮族军队的后裔这种推论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我们只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这种推论是不正确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最早从广西调兵镇压黎族人民的似乎是从南宋开始的，明章腾《晒韶编》：“宋绍兴(1131—1162)中，黎王文满连结西峒土王承闻等攻破南碧，复犯省地，广西兵发，烧毁巢穴，生擒黎贼。乱遂定。”这次发兵是广西的汉族军队或者是壮兵并没有明确记载。后来，宋室衰微，内忧外患，自顾不暇，对海南用兵不多。史志上明确地记载使用广西莨、壮军兵到海南镇压黎族人民的始于明朝中叶，而且次数较多，但根据历史记载，每次镇压之后参加征剿的莨、壮、土、目军兵大都遣返原籍。例如明朝的王佐是临高县博后乡人，成化（1465—1487）初授高州同知，当时御史韩岂用兵两广，王佐曾献策平戎，他的《进（珠崖录）奏》就是向明王朝建议如何整顿海南吏治，以便更好地治理生、熟黎人的。他的《平黎记》是记述明孝宗派毛锐为大将统率“两广官校暨汉、莨兵以十万”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经过的。王佐的故乡临高和琼山、澄迈、定安等地都是用兵之地，他对当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文中说：“不再越月而班师奏凯”。如果当时或较早的时候有莨兵或土兵留下屯守的话，土佐是不会不记录或提及的。

　　又如欧阳必进《剿平黎贼查核功罪以明赏罚疏》中也明确地说：“择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初三日将各土官目兵掣散，量留海南雷州神电卫所汉达宵军打手人等，分布防守。”从明中叶至今不过四五百载，即使从宋绍兴算起也不过800余年，如果有大量壮族军兵留戊海南的话，史志上必然会有不少记载，但稽诸史籍并没有这类记载。如果“临高人”的先民真是明朝中叶从征而来的壮族军兵后裔，即使他们跟当地的汉族、黎族人民接触较多，他们的语言与广西壮语的差别也不会这么大的。我们可以拿同一时期从征而留在海南的苗族作一比较。据清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约几十余家，男妇不满千人，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叛黎，建乐安城，调广西兵防守，号药弩手，后迁居于此，即其苗裔也。”又清张销《崖州志·黎防志一·黎情》载：“又一种曰苗黎，几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报由二峒，建乐定管，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讯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前名，至今犹善用药军。”据1954年统计，海南岛的苗族约有1．6万余人，分布在岛上的10多个县，其个散居在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有1．19万人。岛上各地的苗语非常一致。他们的语言与广西自称“金门”的瑶语几乎完全相同。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海南苗语工作组到海南调查时，组内有一位广西自称“金门”的瑶族姑娘，她可以非常顺利地用自己的母语跟当地的曲族通话，此事曾轰动一时，工作组每到一地，附近的苗族人民来探访或邀请她前往作客的络绎不绝。但临高语跟壮语的差别却比较大，同源词的比例低于壮语和布依语、傣语之间的比例，在我们调查过程中，无论用壮语北部方言或南部方言与“临高人”说话都很闲难。所以，从历史记载、从语言差别之大来看，“临高人”都不可能是明中叶或南宋时从征前往而留在海南岛的壮族军兵的后裔。“临高人”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成员，是我国百越子孙的一部分。
　　　

三、关于“临高人”的族源和迁徒问题
　　　

“临高人”既然是我国古百越民族后裔的一部分。那么，“临高人”的先民究竞是什么时候和从什么地方迁到海南岛的呢？在迁去之前，他们跟哪些民族的先民关系更密切呢？对这些问题，由于文献、历史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结合历史、文化、语言和壮侗诸族目前的地理分布情况及地名学等资料来进行研究和探索。据我们的研究，“临高人”和我国壮侗诸族一样，均源于古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这两支语言、文化互相接近，在地域分布上稍有不同，但又往往交错、重叠的种族集团。其实，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西瓯、骆越内部就已经形成了好几个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大同小异的集团。其中，源于西瓯的操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的先民分布在广西中部、北部、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偏北地区；源于骆越操壮语南部方言和傣、泰、老、掸等语言的先民分布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偏南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操侗水诸语言的先民则分布在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地区。其中，操侗、蚀佬、拉加和标语的先民分在在沿西江的肇庆、怀集、梧州一带；操水、毛南等语言的先民分布在南边的滨海地区。而“临高人”和黎族的先民正好分布在壮泰诸族和侗水诸族之间，“临高人”的先民住在靠北的地区，黎族的先民则住在雷州半岛一带的滨海地区。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5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就从雷州半岛越过琼州海峡迁到海南岛北部一带，并在那里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在岛北各地还留下一些黎语的地名。在黎族先民迁往海南岛之后，原来住在广西中部地区的“临高人”先民则南下占据黎族先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大约在2500年前（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他们也沿着黎族先民走过的路线迁住海南北部，而原先住在那里的黎族人民则逐渐迁入五指山区。当然，也有一些“临高人”的先民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例如南朝梁、隋之际，出生在广东西南部高凉郡的冯洗氏，据史学家考证为当地俚人，当时她雄据粤西、桂南和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隋文帝为了表彰她除暴安良，维护国家统一之功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给她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并任其子冯偿为崖州总管。

　　
　　 作者：流云飞雁 回复日期：2005-11-4 10:50:00

　　
　　　　有关“临高人”从大陆迁往海南的证据：

　　(1)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攻占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郡的时候，“临高人”的先民早就定居在海南北部一带，而且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了。故《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地居民的情况时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废凛，兵则矛、盾、刀，木弓管，竹矢，或骨为骸。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有人说这段话描述的可能是黎族先民，而不是“临高人”先民当时生产和生活的情况。非也，因为根据史志的记载，珠崖郡治原设今琼山县遵潭镇东潭乡，儋耳郡治原设今儋县三都镇南滩乡。理谭一带向为“临高人”的住地，三都也离临高县不远，南滩的“南”字，史书上都写作三点水旁，这分明是“临高人”和壮傣语族的地名冠首字，是“水、河”的意思。所以南滩一带过去一定是“临高人”先民的住地。此外，“桑蚕织绩”是临高人的传统副业。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进行黎语调查时，黎族人民还没有人从事种桑养蚕的。《桂海虞衡志·志器》一节就说：“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幕”。《峒溪纤志“黎锦》也说：“黎人取中国滦帛，拆取色丝，和吉贝（作者按——即棉花）织之，服锦”。直到1957年我们到通什、保城等地调查时，看见织锦的妇女还像她们的老祖宗那样买各种颜色的绸布来拆取丝线。如果黎族人民擅长蚕桑，干吗要买锦彩而拆取色丝呢？“临高人”的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了壮侗诸族比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的织布机叫d9k‘，卷纱筒叫iut?、线叫mo入，蓝靛草叫t朋m!，跟壮语都是同源词。当时“临高人”先民的织造技术已相当高明，织出的广幅布很受汉王朝的赏识⑦。黎族人民虽然能够织出很精美的简裙、头帕等织品，但他们用的织机却非常简陋，五十年代我们在黎族地区调查时，在琼中、保亭一带看见的织机只有一些涤带、木片、竹棍之类的东西，织布的妇女把这些涤带的——端系在—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栓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腿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俯仰的活动使涤带和经线一弛一张，同时熟练地用竹棍挑起部分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周而复始，随着布幅的加长，一串美丽的花纹便织出来了。我们真为他们高超的技艺所倾倒，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具而叹息。当时还以为该黎族地区的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像样的织机，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具都是那么原始的。H史图博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白沙坝黎……织机是极其简单的，……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搁叶或席子上织的”。“……黎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在1982年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写的《广东少数民族》第11页也说：“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简裙、被单、花带等织品”。书中并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矾”的名称，而只是说“简单的工具”，大概也认为它们还够不上“机”的标准吧！用这样简单的机具只能织出 一 尺来宽的织物，而不可能织出“广幅布”来的。这也充分证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的是“临高人”先民，顺水是黎族允民的情况①。

(2)在海南岛琼山县、昌江县和詹县等地都曾经有“铜鼓”出上。铜鼓是西瓯、骆越和俚、僚所贵重的器物。在广西出上的就达500多个。黎族迁往海南岛的时间太早，可能还没有铜鼓，所以在五指山黎族地区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些铜鼓可能是“临高人”先民（更可能是洗夫人的部属）从人陆带来的。
　　　　　　　　

(3)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海南岛从来没有老虎，而澄迈、琼山一带的临高话中不但有老虎…词，而且跟壮语南部方言的tul和傣语的91、泰语的sM‘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肯定是同源词（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管老虎叫kuk’）。又如临高语的地名冠首字除跟壮傣诸族相同的那某(nta’水田)、博某(Pak’门)，兰某(1an’房屋、姓氏)等外，还喜欢叫武某(vn’或阶“村于”。bJ与壮、傣语言的ba：n3对应，韵尾失落，同属第三调)、迈某、美某(mai‘母)等。这种地名在海峡北岸保留下来的也不少，如徐闻县的迈祸、迈谷；梅康县的迈哉、迈泥等，这都证明“临高人”的先民是从大陆迁往的M。

(4)在黎族先民迂往海南岛时，原始侗台语还没有产生声调和量词，所以黎语的声调系统跟壮侗诸语言的声调系统没有什么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兼类量词外，专用量词跟其他语言几乎没有相同的；而在“临高人”先民迁离大陆之前，原始侗台语已经产生了声调，量词也已处在萌芽阶段。所以，目前临高语和侗台诸语言之间声调的对应是很整齐的，专用量词也有些是相同的（详见后面声调和量词部分）。
　　　　　　　　

(5)从词汇异同比较的结果来看，临高语跟台语文的同源词比较多，语音系统跟壮语北部方言也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说它是台语支中与壮语相近的一种语言。但由于“临高人”先民在大陆居住时，与侗水诸族比邻而居，接触较多，所以临高语也有一些语词只跟侗水语支相同而跟台语支不同。例如：
　　　　　　　　
　 (6)在临高语只跟台语文相同的语词中，也有一些词是只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话相同而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话不同的；另一些词却相反，只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相同而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话不同（临高语没有送气塞音声母，这个特点也跟壮话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相同），例如：
　　　　　　　　
　 此外，临高语还有一些词只跟水语相同而跟侗语不同，例如：

这些例子说明在距今大约2500年，“临高人”先民迁往海南岛之前，壮语北部方言、布依语跟壮语南部方言及傣、泰等语言之间，和侗语、么佬语跟水语、毛南语之间都存在相当差异。临高语跟其他语言之间词汇的这种异、同和“临高人”先民外迁之前分布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