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余秋雨几近疯狂》发表后，得到很多博友的支持，在此表示谢意！
巨川在第一时间留言：“余的这篇博文我也读了，当时因为忙，也就过去了。经方雨先生分析，深有同感。余乃活脱脱一个走江湖的。赤膊尘上，手执菜刀一把，拍着胸膛叫喊道：我能让飞机让道！俺老余题遍了天下名山大川！”
西方朔在金文明先生博客上写道：“完全赞同北京方雨对余秋雨这个“文化娼妓”的义正辞严的批评与揭露，余秋雨企图建立个人话语霸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把自己凌驾于全体中国知识分子之上的妄想由来已久，贬低践踏一切正在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巨大成果的污蔑由来已久，由于他是市场和大众媒体的宠儿，他就进一步自我膨胀为全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太上皇，而肆无忌惮的胡说八道。北京方雨先生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也看穿了余秋雨的文革打手的本质，能不能请你把它的这篇《繁忙的八月》全部贴出来，以让更多的知识界的朋友有所警惕”。
我决定接受西方朔的建议，将余秋雨这篇博文全文贴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繁忙的八月
1．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是七月底结束的。颁奖会、联欢会等等一系列后续活动被安排在八月上旬，我就不参与了，因为已经积压了很多欠债要还。立即要去的是成都，有三件事情挤在一起。一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七千多人在成都聚集，其中多数是海外华人，点名要我作一次演讲；二是成都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为成都的文化规划提供一些意见；三是我熟悉的都江堰市要我再去作一次演讲。他们三拨，都非常认真地派人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来找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函来电，诚意感人，不能不去。
听讲者以台商为主，也有不少香港和大陆人士。给我出的题目是《世界潮流中的台湾文化》。现场气氛隆重热烈，我先讲了台湾文化的几大优势：一是深入民众的精英文化，指台湾的精英文化大多是被广大民众熟知的，最精英也最大众，例如白先勇、余光中、李安、朱铭、林怀民这些大艺术家在台湾无人不知，这是世界各地都不容易做到的；二是团队整齐的佛教文化，指以星云大师、证严法师、圣严法师为领袖的佛教团体，各有几百万信众，全都投入慈善实践，维护住了岛内的精神座标；三是先声夺人的探索文化，主要是指以三毛为代表的流浪者文化，以校园歌曲为代表的青年学人通俗文化；四是令人惊喜的娱乐文化，指以“秀场”出身的一批娱乐天王、主持人到“康熙来了”这样的节目。
我在会上的演讲，将尽力整理出来。会议结束（8月31日）后，明晨飞济南。（余秋雨）
2．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在成都新世纪广场举行，要延续好几天，我的演讲在第一天上午。七千余人在一个场子里听讲，气势惊人，七千余人中来自台湾的有两千多人，都是我的老听众了。我演讲的内容是：公共空间中安全感的建立，是中华文化急待解决的问题。显然，这是保险业的文化基础。我说，中国古人的安全感，一是寄托于朝廷，二是寄托于家庭。但是，朝廷对百姓的安全感很少担负起真正的责任，而家庭想担负责任又力量太小，因此长期处于缺少安全感的境遇中。我说，直到我的年轻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家家户户的“保险公司”就是那堆子女：以半辈子的培养换得晚年的赡养。多生一个，等于多买一份保险，但子女未必成才，成才了也未必有孝心，因此这样的“家庭传代型保险公司”很不保险。家家户户的“银行”就是猪圈，要用钱时拉出一头卖了。现在要建立起公共空间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从改变中国文化的这种心理传统开始，但是这个距离还很遥远，因此出现了谣言、造假、冤案、平反等循环圈。造假，并不是中国人喜欢假，而是中国文化历来缺少实证机制、辨伪机制，使得几千年来失去了对真伪界线的敏感。结果，谣言横行，冤案丛生，不断平反，又不断制造。这种事情，靠呼吁无济于事，只能靠社会诚信行业的建立，来渐渐改变千年心理习惯。在这个意义上，保险业，尤其是世界保险业的进入，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更新。
3．世界保险业大会上，我的老朋友高希均先生也从台湾赶来了。另一位老朋友王石，也出席了。他是中国企业家中具有人格超越性的得道高人。还有雅昌的董事长万捷，他开创了中国印刷业在国际上的神话，他们三位在我的房间畅谈到后半夜。王石对我演说中有关缺少诚信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历来不存在辨伪机制的论述，评价最高。
4．与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郝部长和几位其他领导一起，谈城市文化建设。我喜欢成都，很赞赏这些年来成都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推进高科技创意产业上所作的努力。按照我的说法，叫做报古报今。有些城市的文化工作可能还着力于抓剧本、评奖、进京之类，都是图虚名的过眼云烟。成都不看重这一些，认为那是艺术家自己的事，不多干预反而能促使文化产业化，这个思路不错。保护文化遗产，可使一座城市的文化增强现代体质。这两方面才是实事。除了这两方面，我还希望能强化城市文化的第三方面，也就是优化城市的心理气氛。成都的心理气氛本来是不错的，奇怪的是有几份报纸反而使外地人对成都人产生了误解。其实成都人在整体上是善良、本份、幽然、超然的，并不是那么喜欢惹事、传谣、煽风、引火的。心理气氛也就是精神现场，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人家愿不愿意在这里多逗留，或出去的人能不能给人以好印象，都与这种心理气氛的陶冶有关。年轻一代的气质，也由此而生。因此，任何传媒都要担负起这种文化责任，尽量不做损害文章。
5．都江堰与我关系甚切。由于我在《文化苦旅》里的那篇《都江堰》已被收入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中学语文课本，影响确实很大，我也很自然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心中最感亲切的几个点之一。从成都到都江堰，并不太远。在快要靠近都江堰的道路两侧，密密麻麻地树着一副对联，叫做“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写得不错，质朴而大气，却觉得有点眼熟。一路陪着我的朋友朱海笑了，说这两句就是我上次来时写的。他说，都江堰市的手机信号，都是这两句的朗诵。朱海说，都江堰市在确认你的这副对联之外，又有人拟了一个口气更大的对联，他觉得好像有点过了头，我问那幅对联的文句，朱海告诉我，是“都江堰灌溉中国，青城山道行天下。”
我在都江堰的演讲，就从这两句口气太大的对联说起。我说，现在每一个地域文化，都喜欢说大话，我们都江堰要防止这个毛病，实实在在地抓住自己的独特优势，平静、低调，反而大气。我说，都江堰是一个用了二千多年内未曾中断、至今还在使用的水利工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唯一的。有这一点就够了，不必与那些由于份量不够只好靠大话支撑的遗产来比大话。我说，都江堰市现在的方针是旅游之市，那么，如果当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黄河流域的游客来到这里，看到“都江堰灌溉中国”这句不作分析的话会不会舒服？还有“青城山道行天下”也有排他性，更风行天下的是儒家和佛家，道家当然也很棒，但在道家门内还有太多太多的山。因此，一句大话，会使信奉儒家、佛家以及信奉道家却属于其他山门的游客不太服气。在这番话的基础上，再讲述了中华文化的总体脉络。都江堰市的所有官员、教师、机关干部都在，现场效果很好。我在这里讲中华文化的总体脉络，学术深度上并不下于今年上半年在北大和清华的演讲，可见时至今日，文化话题的难易深浅已与以前的揣想很不一样。研究深了，就成了社会话语；研究浅了，才只能停留在学术圈里。这就像科技实验室，研究成了，就可以送到门外去了；没研究成，才缩在实验室里。
6．从都江堰回到成都，躲在锦江宾馆里用功，为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录制作准备，然后飞深圳，去录制。从成都到深圳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可能正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结束，再加上很多重大活动，成都机场飞机拥塞，要排很长的队。每架飞机的机长、驾驶员都在与机场指挥塔厮磨，都希望自己的飞机不要等得太久。没想到，我们这架飞机的机长灵机一动，告诉指挥塔说，“机上有余秋雨先生”；更没想到，指挥塔里的那几位调度员居然是我的忠实读者和观众，问了一句“真是余先生在你们机上？行！”立即给我们让出了跑道。我们的飞机起飞了，机长从驾驶室出来，向我表示感谢。对此我深感惶恐，甚至不知道指挥塔这样做是不是合乎规则。到深圳，马兰在机场接，她惊讶地问：“怎么会早到十分钟？”我不断摇头，耽心今天自己的名字是否参与了一件不太应该的事。一个人出了一点名总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遭遇，但一架庞大的客机为了你的名字提前昂然升空，毕竟是第一次，对此我一时还消受不住。
7．这次录“秋雨时分”，着重讲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德应该担负的责任。这要讲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形象设计上的一系列毛病，我见得多，想过很久，必须痛切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玩弄“人格理想”，却不在乎“人格基础”。但“人格理想”的典范是百年不遇的英雄、豪杰、国师、泰斗，其实是任凭幻想，来影射自己，而他们天天要遇到、时时要遇到的问题却绝不打理，总是越来越贪小，越来越嫉妒，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喜欢毁人、污人、整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这群名为“知识分子”的人，在公德水平上低于中华民族全体民众的平均水平。低于一般村民，因为村民还懂得以只有种植而不是破坏庄稼才能谋生；低于打工族，因为打工族知道以真实的劳动获取报酬，知道结伴相处的道义精神。但是，遗憾的是，当人们在经济大潮中突然产生文化企盼的时候，还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活跃了，因此社会的文明程度反而降低了。
为此，我重提康德在论述法国启蒙主义者时给近代知识分子提出的基本要求：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我对这个定义中的三个关键词作了强调：“公共事务”、“理性”、“勇气”，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固守的行为特征正好与之相反：把公共事务看成是不务正业，以情绪和谣传代替理性，而遇到人文道义则永远表现出怯懦。正因为这样，我更把这个定义看成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更新的座右铭。
8．录完“秋雨时分”，立即赴香港光华文化中心演讲，这是曾静猗很久以前就约好的。
听讲者以台商为主，也有不少香港和大陆人士。给我出的题目是《世界潮流中的台湾文化》。现场气氛隆重热烈，我先讲了台湾文化的几大优势：一是深入民众的精英文化，指台湾的精英文化大多是被广大民众熟知的，最精英也最大众，例如白先勇、余光中、李安、朱铭、林怀民这些大艺术家在台湾无人不知，这是世界各地都不容易做到的；二是团队整齐的佛教文化，指以星云大师、证严法师、圣严法师为领袖的佛教团体，各有几百万信众，全都投入慈善实践，维护住了岛内的精神座标；三是先声夺人的探索文化，主要是指以三毛为代表的流浪者文化，以校园歌曲为代表的青年学人通俗文化；四是令人惊喜的娱乐文化，指以“秀场”出身的一批娱乐天王、主持人到“康熙来了”这样的节目。
以上四方面，使台湾文化在全球华语文化圈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自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族群对立被操弄，台湾的政治话语严重地压倒了文化话语。文化当然还存在，而且都很努力，但“气场”的优势全都移到了政治纷争之上，文化从隐潜到下沉，结果除了佛教文化、娱乐文化之外，精英文化和探索文化便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我在演讲中，以最多的篇幅讲述了在政治浪潮中保持文化独立性的重要。
台湾听众对我总是最信任，在我讲完后的互动中，问了很多与讲题无关的问题，我也尽力作了回答。例如，他们问，现在发起倒扁的施明德先生会不会在2008年被人们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我答道：不会，历来英雄都不适合掌权。
9．从香港回深圳再飞北京，受聘中央电视台考评主持人。考评的第二天开始，我就按照早就排定的时间表，参加人民网、搜狐网和网易的对话节目。全国网友对我非常热情，发生了很多让我感动的事。网络对话的内容，不赘述。
10．已到月底了，参加中国外文局主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跨文化传播论坛”。
我在会上的演讲，将尽力整理出来。会议结束（8月31日）后，明晨飞济南。（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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