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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分析

2016-04-19 15:16:08

1.版本分类  对版本作鉴定与辨伪,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从刻印地区、时代先后、刻印机构、版式、装帧等多方面着手,将其细作分类,大抵如下:  按刻书时间区分,计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刻书地区分,计有:浙本、闽本、蜀本、高丽本(即朝鲜本)、东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按字体、装订大小分,计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颜色分,计有;红印本、蓝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内容多寡、评注等分,计有:足本、增订本、删节本、批点本、评注本、配本等;  按活字性质分,计有: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价值或使用价值分,计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进呈本、四库底本、残本、不列尾、批校题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献可分:抄本、旧抄本、传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钤印本、石印本等。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罢了。  2.雕刻本鉴定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牌记又叫书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书末,类似现在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名称,如明正德本《文献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暮独斋刊行”双行牌记。有些牌记内容较长,如嘉靖本《初学记》序末刊:“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纂初学记一书,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勘精细,并无荒错。买书君子,幸希评鉴。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这很能说明选用底本、校勘等情况。  序、跋是著者或与之有关的师友、后学撰写的该书成书过程、写作缘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写时间一般距刻印时间不远,可以作为鉴定年代的一个依据。但单纯靠序跋题写时间还不可靠,因为不少书籍在翻刻时将原序依样刻录,因此得看看共有几篇序,以最近的一篇来推算。当然,遇到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还将凭字体、纸张等其他特征来辨别。  题跋、识语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其所藏之书卷首或卷尾的个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同时也提供了名家的鉴定见解。如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赵锈藏明版《韵语阳秋》卷三末有赵氏题识。其他如黄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爱的书上题语。与题语同时出现的是藏书印章,如××楼、××阁、××斋、××堂、××轩以及藏书家姓名、字号等等,自然也是鉴别时代、了解流传的一项内容,但它同题语一样,也有伪作。  书名的冠词,有时可直接知道该书的写作年代,如称“国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当代,而若重刻,则冠以“重刻”字样,或将“皇”、“国”等字删去不用。如《圣宋文选》、《皇元风雅》、《大明一统志》、《皇清经解》等。而元人撰《国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国朝先正事略》等均为当代人所刻的当代人著作。  避讳是遇到当朝君主或所尊者时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书写现象。如宋微宗名赵佶,则书中凡遇“佶”及吉、咭、诘等字均要回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横笔,“校”作“较”。这样,在鉴定版本时,讳字便也是一个内容。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陈垣先生有专著《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出版),可参阅。不过避讳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万历后趋密,不能一概而论。  在查阅一些古籍著录书时,常见有“××叶,××行”的记录,这便是行款字数等的版式统计描述,因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规格尺寸不一,行数、字数也不同。另外,边栏、鱼尾、书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为半叶13行,行23或24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黄善夫刻本为半叶10行,行18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纸张在版本鉴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兹将常用的几种纸作一简介。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录,包括具体某种书的字体、行款、版式、卷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等内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库简明日录标注》,对各种不同版本均有说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大馆的善本书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编的书目,如宋晁补之《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等也可按需翻阅。  最后要提出的一点,就是版本鉴定标准中的“软件”,即检阅书的内容本身,诸如制度、习俗、用语等,有时都可以成为年代鉴定上的佐证。如《刘知远白兔记》,向与《荆钗记》等合称为四大南戏,收入《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1911年在该书跋语中称其为宋巾箱本,事实上该书有多处不避宋讳,早有人怀疑它是元刻伪托。近又发现,书中所用的某些词汇只在金、元才出现,宋人不可能讲元人的话,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讲到刘知远在李家的佣工,《新编五代史平话》称作“驱口”,按:驱口即元人所说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则改称“年作”,可见刻本年代不同,内容上有时会体现出来。

常用古籍版本术语

  版框:指书版四周。  栏线:书版四周之界线,单栏为一粗线,双栏为一粗一细两线,又有形似竹节的竹节栏,以花纹组成的花栏,以"卍"(俗称万字不到头)组成的卍字栏,以古器物图纹所组成的博古栏等。行格栏线用黑色或朱色,称乌丝栏、朱丝栏。  行款:指书中正文的行数、字数。  版心:又称"书口",一叶书的正中(中缝)。书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细的为"细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书口多刻有书名、卷次、页数、刻工姓名等。  鱼尾:版心中缝处如[]形记号,形似鱼尾,故名。为折叠书页的标号,黑的称黑鱼尾,白的称白鱼尾,双股线的称线鱼尾,作花瓣状的称花鱼尾,只刻一个的称单鱼尾,刻两个称双鱼尾。  耳子:刻在左栏或右栏外上角的小长方格子,内多刻本书小题。  线装:前后各加书皮,再打孔穿线成册的一种最普通的古籍装订形式,自明朝中叶直至现在一直使用。  经折装:折叠成册,可连续不间断翻阅的一种装帧形式。主要为佛徒诵经方便,故名。  蝴蝶装:将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将各页中缝对齐,再粘附于另一包背纸上,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翻阅时似蝴蝶两翼飞舞,故名。  包背装:字面向外,背面相对的装订形式。对折之后,书口向外,后背用书皮包裹,不另穿孔订装。  衬纸:古书修理时,为使书页骨力延长,而原书每页内所衬的新纸。  天头:指书页上端,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地脚:指书页下端,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书品:书籍本子之大小(开本);或指书的品相,新旧程度。  善本:指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如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或反映某一领域某一事件资料方面较有系统的稿本,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的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等。

 

 

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定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 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 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 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 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 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批校题跋 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印章 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行款版式 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黄色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 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文献资料 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 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

 

 

 

古籍版本鉴定之绪论(一)版本学与目录学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那么,版本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简而言之,它是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既欲刊定,必籍众本”。樊逊所谓:“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的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已经开始了。证以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云:刘向在《别录》中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本。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本”,其后,竹简即费,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到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也。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至宋,刻版大行,名义遂定。唐、五代后,镂版盛行,一书刻就,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意颇相符合,故称之为:“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没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故往往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从此以后,这个书籍刊刻雕版就开始多起来了,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等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着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的内涵已经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就更为广泛起来了。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开始,版本学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后来他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了。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收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上还不十分繁杂。但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问题。如果的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研究文献和整理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内,就难负起它所研究的丰富内容重任。所以版本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位置,可以这样表示之:目录学分四个部分(1)提要学: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录。(2)分类编目学: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录》、《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别录》和《七略》虽已失传,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3)校勘学: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    所存乐章的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之误。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4)版本学: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即欲刊定”必籍众本。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好了,今天我先打到这里,明天原来想打研究版本的意义的,后来一想,没有这个必要,大家喜欢古籍,不外乎三个理由,(1)就实是做学问,研究。(2)为了收藏所以爱好。(3)就是把古籍看成一个投资。所以明天我就跳过研究版本学的意义不提了,直接进入第二章:古籍版刻史略。    

第二章;古籍版刻史略    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都是靠手写传抄的。后来,随着造纸事业的发展和在印章、拓印技术广泛流行的影响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雕版的印刷术的发明虽无确切日期可据,但它发明于1300年前的唐初已经无疑了。    我国雕印印刷开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极于明,这里就各代发展的不同特点,分别述之,才能对雕版史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    (一)    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图籍,流传到现在已经比较少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介(音念介,因我的打字系统没有这个字,所以我只能这样打,确切的字是王字偏旁加介)为二亲雕造施舍的《金刚经》卷子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这一经卷前边的扉画是现存最早的版画。乾符年间(877年)的历书和中和两年(822年)的历书残叶,也是唐代印本,这些可惜已经在80多年前被斯坦因盗去国外。国内现存最早的印本,是1953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所刻的《陀罗尼经咒》。    从七、八世纪之交到公元九五九年的两个多世纪里,雕版发展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文字雕镌上保持了唐人写经的风格。    从咸通九年《金刚经》,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历书残叶,五代晋开运四年(947年)《观世音菩萨像》,五代、吴越显德三年(956年)《金箧印经》等版印品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其文字风格具有明显的唐人写经韵味。这样朴素的雕镌手法,既证明了雕版尚处于初期朴素阶段,同时也证明了雕印术来自民间,且一直主要地为民间所利用。    2、出现了雕刻中心。唐、五代雕版中心区,从记载上看,大致有江东、淮南、四川、江西、青州、瓜州、沙州。这给两宋以后各代版刻地区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3、从民刻到官刻。到了五代,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私刻(亦称家刻)和坊刻开始形成,这种结构一直延续了千年以上。八三五年冯宿奏请禁私置日历版,八八三年柳频(又不能打出来,是王字偏旁加比,音:pin)记成都书肆所见,均为民间坊肆。九三五年后蜀相毋昭裔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私家刻书之流也。九三二年冯道奏请雕刻《九经》,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滥觞。由此,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出现。    二、宋代的雕版事业    两宋雕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北宋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派人往四川开雕《开宝藏》,并将蜀地书版运至卞京,加以卞京手工业发达,这些对雕版事业的发展就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两宋三百余年是我国雕印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印本,从明朝至今日益为人珍视。其原因:一是由于宋代去古未远,很多印本保存了古书原貌,没有经过象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那样删改;二是由于它的刻印精细,不但具有高度的工艺技术,又富可喜的艺术风格;三是由于它日渐稀少,几经变乱,传之匪易。尤其是前二者,从雕版本身来看,更为重要。那么宋雕版特点有那些呢?    1。刻书地区相当普遍。宋代刻书除了卞京、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为中心外,广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也出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的雕印版书。现在就中心地区简介如下:    (1)汴梁;北宋的首都,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手工业的发达,商业兴盛,是当时官刻本中心。如国子监翻刻五代的《监本。十三经》等。坊刻也比较发达。据《东京

梦华路》和《抱朴子》卷后的广告所载,知道当时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是雕印发行图书铺的集中所在。1127年靖康之变,金人掠去所存书版,所以汴刻北宋印本书已非常罕见。    (2)浙江:浙江地区自五代以来,就已经经济非常繁荣,生产力发达,而且还盛产纸张。北宋官刻本书有不少是杭州雕镌的。南宋建都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里就成为政治文化中心。雕印事业更加发展,逐渐出现了具有地区风格的“浙本”,前面已经讲过了,北宋刻本今已经罕见。现存者,大多为宋南渡后,就北宋于杭州所雕版修补重印的,如《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汉书》、《后汉书》、《史记》就是了。

    浙江除杭州外,刻书地点还有绍兴、吴兴、衢州、宁波、婺州、温州、建德、台州(今天的临海)等地,各地刻本尚存的还有:    临安府刻本《汉宫仪》一卷,书尾有绍兴九年(1139年)三月临安府雕印一行字;

    绍兴刻本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庆元六年(1200年)沈作宾知道绍兴时刻本;    吴兴刻本《大唐六典注》,书末有绍兴四年(1134)知永嘉县主管儋预(念yu四声,无发打出,正确的字是木头旁边一个或。)跋等(此书现存15卷,分藏在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三处);

    衢州刻本《居士集》五十卷,宋讳缺笔至“构”字,字大大如铜钱,阅读极为醒目,为绍兴年间刻;    宁波刻本《宝庆四明志》(前博物馆曾影印此本);

    婺州刻本《曾南丰先生集》十卷,字迹瘦劲,似是南宋中叶所刻;    建德刻本《钜鹿东观集》十卷(此书陆游幼子子郁yu念第四声,正确的应该是走字底一个橘去掉一个木就是了。)知伊州时刻的,故避家讳,字仿欧体,写刻俱精。版心有蒋辉等十八个刻工姓名。黎庶昌《古逸丛书》即影刻此本。

    好了,今天就打到这里,明天继续打福建地区的刻书情况,其实抄书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我愿意把这本书打出来,没有出风头啊什么之意,我只想为愿意学古籍版本和正在学着收藏古籍的朋友提供一点我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的朋友们对古籍有个初步的,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我要打这本书的初衷,也为那些古籍爱好者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话题。也许有人笑我傻瓜,但是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这人从不管别人怎么说,那对我来说都是别人的事,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我每天都活得快活着呢,嘿嘿!(3)福建:福建地区刻书,集中在建阳和建安。建阳在北宋时刻书情况已经不是很详细了。清乾隆四十年(1755年)福建巡抚钟音复奏中说:“余氏后人余廷穰(这个念rang,但是襄字偏旁得加个力)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刻书为业了。(清乾隆四十年,命福建巡抚钟音调查“余氏勤有堂”历史发展的复奏),就可以看个大概了。今传建本,多为南宋所刻,建安的刻书事业,集中在福建麻沙、崇化两坊,书林也是有名的坊地。《方舆胜览》里记载说:麻沙、崇化两坊,号为:“图书之府”。全国各地的书贾皆云集在此。这里除刻印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集外,书店主人还和当地文人编辑和刻印了一些科举需要的参考书,以及医药,小说、酬世大观之类的书。老书也用新法编印。如《史记集解》《史记索引》和《史记正义》三书,被宋时是分刻的,南松把《集解》和《索引》并刻在一起。以后呀这个黄善夫又将《正义》并刻。明廖铠、王延哲、秦藩、朱惟焯和汪谅四个本子都是出于黄本。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黄本入《二十四史》。宋时建阳刻书行销各地,一时书商云集,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兹就知见,略举一二于下:

    建阳刻本《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南宋中叶建阳书坊刻本。明嘉靖年间曾据此覆刻。今上海读书馆藏有此书。    《挥麈录》二十卷,建阳龙山书堂刻本,刻印精湛。明毛氏汲古阁曾据此影抄。季振宜曾藏之。今归北京图书馆。

    建宁府刻本《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图》一卷,《五赞》一卷,《筮义》一卷,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刻刊工姓名,字大行疏,阅读醒目,首有咸淳元年(1265)九江吴革作序。清仁和朱澄结一庐旧藏。传之徐乃昌积学斋。今归北京图书馆。清武英殿本即据此影刻。    汀州刻本《群经音辨》七卷,版心下刻有刊工姓名,卷末有绍兴十二年(1142年)知汀州宁化县王观国刻书后序等。

    建宁刻本《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    莆田郡斋刻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淳佑九年(1249年)刻。

    邵武刻本《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嘉定癸酉(1213年)刻。    永泰县学刻本《宋栽辅编年录》二十卷,宝佑五年(1257年刻)。

    长乐辛校《寇忠愍公诗集三卷》,隆兴改元(1163年刻)    福州刻本《西塘先生文集》十卷,乾道丁亥(1167年刻)

    好,今天我已经打完了福建地区的刻书情况,明天继续打四川地区的刻书。

 

四川:四川刻书,由来已久,主要呢集中在成都与眉山。成都在五代时为蜀国的首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后蜀御史中丞毋昭裔就提倡刻书,蔚然成风。宋开宝四年(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开雕《大藏经》五千余卷,规模宏伟。蜀本由此而得名。到了南宋时,刻书中心逐渐移往眉山。井宪孟主持所刻《眉山七史》著称于世。此外还刻了许多唐、宋名家的著作,如李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等人的诗歌,三苏父子和秦少游等人的散文以及地志医书等。    传本中成都所刻杜预撰《春秋经传集释》三十卷,刻印绝精,字大如铜钱,墨黑似漆,为蜀刻本之佳者。眉山刻本《淮海先生间居集》四十卷,卷一首叶版下刻“眉山文中刊”五字,此亦蜀刻大字本之代表,原藏瞿氏铜剑楼。今藏北京图书馆。可惜的是只残存16卷了。    (5)江西:南宋时江西地区刻书不少。尤其以吉安和抚州为著名,官私刻书成为风气。如庆元二年(1196年)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公集》152卷,嘉泰元年(1201年)刻《文苑英华》,嘉定十七年(1224年)白鹭洲书院刻《汉书集注》,淳熙年间(1174—1189年)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注》、《春秋公羊传解诂》、《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    除上述五个中心外,其他地区刻书如:    建康郡斋《花间集》,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    平江府刻本《营造法式》。    昆山县刻本《昆山杂咏》,开禧三年(1207年刻)。    贵池刻本《山海经传》    广州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零陵郡库刻本《柳柳州外集》,乾道元年(1165年)刻。    这些地区,刻书数量比较少,流传到现在已经寥寥无几了。    (2)地区风格的形成。宋代刻书各地区,具有不同的风格。从现存传世宋本来看,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已已经渐渐成熟。各地刻书,神气肃穆而不呆滞,镌刻刷印不失原貌。纸墨精莹。可见在书写、雕锩和刷印上都是非常认真的。官、私、坊刻本同具有此特点。在此之外,各地区又因为条件的不同,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1]浙本特点:书写多用欧体,字体结构长方形,上下较长,左右较短,书写字画认真,一丝不苟,无泄怠处,挺拔秀丽。版心多是白口,有上鱼尾,上下双鱼尾偶然有之。版框大都左右双栏,,上下单栏,四周双栏较少。浙江本大多在版心的下端呀端刻刊工的名字,有的只一姓或名字,对考证版本和辩识刻书地区以及年代很有帮助。书品宽大,多用麻纸。        [2]建本特点:字迹多似柳体,有的似徽宗瘦金书体。起落顿笔,结构方正,字划严谨不苟。纸多用麻纸,质地较薄,颜色发暗,白纸较少。早期刻本,多是左右双栏,线黑口(细黑口);后逐渐为四周双栏,粗黑口。黑口是折页的标线,就是起一页纸折起来后用来起对正作用的。元明以后刻书都用这种方法。建本在栏线外还多加了一个“耳子”就是象耳朵那样的图形,这个耳子内刻篇名或小题,便于读者查找。    [3]蜀本特点:字体多似柳体,字划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书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刻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比美。可惜的是宋末的时候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    [4]江西刻本特点;多是四周双栏。字体有的似颜体,有的似柳体,风格有点象福建本。    宋刻本地区风格,大致如上述,但也并不代表着绝对,在实际勘察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切掌握宋刻本各种特征,对在鉴定辩明版本年代,区分刻书是很有帮助的啊。    明天打:雕版印刷业的三大系统。

 

(三)雕版印刷业的三大系统:    [1]官刻:宋代官刻,分中央和地方机关两种。中央机关以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刻书为多。北宋监本、传世极罕,现在还可以见到些。如:乾德三年(965年)刻本《经典释文》三十卷;端拱元年(988年)刻本《周易正义》十四卷。今藏北京图书馆。    地方机关刻书,流传至今很少,从文献记载及现存刻本的官署提衔,还可以看见其种类的繁多。其名称有: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德寿殿本、左廓司局本、庾司本、仓台本、计台本、漕廨本、漕院本、学宫本、学舍本、太医局本等等。凡地方    政府用公库钱刻的书,统称“公使库本”。以上这些机关刻的书,有的只见存目录,很难再见到原书了。    [2]家刻: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的,如诗人陆游的幼子陆子昱于嘉定十三年刻(1220年)所刻的《渭南文集》五十卷,课印极精。廖莹中世彩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河东先生》四十四卷,两书的版式相同,藏书家推为宋刻上品。乾道七年(1171年)建奚三峰    蔡梦弼刻本《史记集解索引》一百三十卷,建安黄善夫也在这个时候刻了《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一百三十卷,此书左栏外上角刻有“耳子”耳内刻篇名,宋讳缺笔至敦字;《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安仁赵谏议宅刻晋郭象《南华真经》十卷。    [3]坊刻;宋代坊刻书,做著名的有建安于仁仲万卷堂,临安陈氏书籍铺,荣六郎书籍铺,建宁黄三八郎书籍铺等、建安府伊家书籍铺等。宋代坊间,刻书虽然很多,但因为书坊主人不为社会所重视,故多不见史传,除余、陈两家略可考证外,其它坊肆,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的题识中见到,,宋代坊肆的书流传至今不多,要考究宋本,官、私、坊刻都需要重视的。三种刻本相比较,校勘方面,以家刻本为仔细认真。这是由于官、私、坊、嗣、刻书目的的不同,条件不同,要求不同所致。    [4]刻书范围继续扩大。这可以从佛道藏和《太平御览》等四部大书和《资治通鉴》等刊雕中见之。北宋建国后,佛教徒和政府都注意刊印佛经。开宝四年,高品、张从信主持在成都开雕大藏经五千余卷,世称《宋开宝蜀本大藏经》,简称为《大藏经》又称《蜀藏》这是出版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克书。全书五千零四四十八卷,卷子装,四百八十函。自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年),历时十四年,雕版就有十三万块。现在已经无全本传世了,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卷。此后,又有《福州东禅寺大藏》有时还能看见些零卷,山西太原崇善寺现存残卷四千八百四十六卷。    宋太宗时,当时的人们崇信道教,太宗命广求道书,得七千余卷,于政和六、七年间(1141—1117年)在福州闽县万寿观雕版,所以定名叫《万寿道藏》。    除佛、道藏大型雕印品外,宋代编撰的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以及《资治通鉴》均有雕锩。    [5]活字的发明。在雕版印刷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布衣毕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又创造了泥活字,用活字排版印刷。宋代科学家、文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扼要地记录了这一伟大发明。尽管这一发明未被普遍采用,如今也见不到实物,但这个丝毫无损于它的历史功勋。活字印刷的发明在世界印刷史上是继我国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又一个伟大发明,它为世界印刷史开辟了新的纪元。

 

 三、辽、金、西夏、蒙古时期的雕版事业    (1)辽。辽代刻书,有著名的《契丹藏》(也称《辽藏》)六千余卷。高丽显宗王询,曾据宋《开宝藏》和《契丹藏》刻成《高丽藏》。辽代刻书传世极罕,各家藏目也不见著录,并且很少有关辽代刻书的文字记载。近年山西应县木塔曾发现辽刻佛经五十卷(卷轴装),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卷,有轴,题: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仟悔沙门道道撰,三藏法师玄奘奉昭翻译。末署:时统和二十一祀揆卯岁(1003年)季春月冥生五弃(弃这个字应该还要加草字头,我打不出来。)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雕三行字。《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靡)字一卷,有轴。文字共十五版,前有扉画一版,每版二十七行,每行十六、十七、十八字不等,硬黄纸,和唐的写经纸差不多。《蒙求》三卷,字体瘦劲。    (2)西夏。自1032年元昊建国至1226年被蒙古所灭,不到两个世纪的存在其间,对国西北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根据文献记载,西夏刻有西夏文《大藏经》梵夹装,字画严整,卷首有图,刻印精美。用汉字刻印的书籍传世不多。张思温的《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三至十五简介》、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等文章,介绍了西夏木活字版本,从汉文翻译成西夏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但传世很少。    (3)金。金代刻书事业相当发达。1127年,金灭北宋,破汴梁时,把那里的书肆和政府的书版以及一部分雕版工人掠去,移往金朝版刻中心—平水(亦称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金代刻本,除官刻监本以外,私家和书坊刻书也很多。私刻多经史文集;坊刻则着重在普通民众需要,多是些医书、类书、和民间盛行的说唱诸宫调。金刻本传世的,如《刘知远诸宫调》,全书十二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卷五残叶四十二页,是金代平水坊刻本的一种,半叶(叶即是页的意思)十二行,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栏。此书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甘肃张掖黑水城出土的,文物出版社即据此影印。    平水坊肆还刻印版画,如《四美图》是平水姬家书坊所刻。    除平水而外,河北的宁晋呀也是金带的刻书中心。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传至今日的《赵城广胜寺藏》。因为广胜寺在山西赵城,所以又称《赵城藏》。这是我国仅存的一部孤本佛经,现存四秒千余卷,卷轴装,历来不见文献记载和公私藏目著录。自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八年(宋绍兴十八年至淳熙五年,1148—1178年),历时三十年刻成,历时十八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4)蒙古。自1207年铁木真建立蒙古,到1271年改国号为元。这一期间,版刻书籍著名的有: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三十卷,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所刻。此本字画瘦劲,结构抗肩,仍是金朝平水风度,早藏季振宜家,后归汪士钟艺芸精舍,今藏北京图书馆。晦明轩刻本还有《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丹渊集》、《滏水集。    《歌诗篇》四卷,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北京地区赵衍所刻。    《玄都宝藏》七千八百多卷,是一部道藏。因系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开局雕刻,故称《玄都宝藏》,又称《宋德方藏》。全书刻成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经版藏平阳府永乐镇纯阳万寿宫。元世祖忽必烈崇信佛教,至元十八年(1281年)下令焚毁    一切道教经典,因之,元以前所刻道藏几乎灭迹。幸存者根据所知道的就只有《太清风露经》一卷外,仅北京图书馆所藏《云笈七签》残页了。

 

四、元代的雕版事业    1279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将三学(宋时太学分内舍、外舍、上舍、三舍,时人称为三学)学生连同秘书监所藏的图书版片悉数北归。许多刻工被掳走。世祖为巩固其统治,尊崇孔子,不改汉制,拨发官款刻书。元初政府既重视刻书,那么这个雕版技术又重复振兴起来了。元代的刻书,仍然继承宋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刻书的特点,略叙述如下几点:    1。官、私、坊刻的旧例不变。    [1]官刻:中央呢有兴文公署和艺文监等。所刻比较多比较好的,如: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    地方机关刻书很多,全国各路、府、州、郡、县、儒学都刻了不少书。如:    九路儒学分刻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唐书》、《北史》《辽史》、《金史》、《宋史》等九史。    至正十四年(1354年)嘉兴路儒学主管刘廷擀(念gan得把提手偏旁去掉,我打不出来)刻本《大戴礼记注》十二卷,刻印极精细,《楹书隅录》误著为宋刻本。    大德十年(1306年)绍兴路儒学《吴越春秋音注》十卷。明弘治邝廷瑞、万历年间冯念祖卧龙山房刻本。都自此出。    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印俱精,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为元本之代表作。    大德三年(1299年)铅山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十二卷。行书写刻,字画圆润秀丽。明嘉靖十五年王诏刻本、二十四年何孟伦刻本,清光绪四年王鹏运印斋都据此刻印,1959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2]私刻:《春秋左传集解》,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旧目录为宋刻本,经张政朗(音lang正确的字是火字偏旁加良。)先生考订为元初义兴岳氏根据世彩堂本校正重刻。荆溪为义兴古名,原属于常州路,周叔韬先生旧藏此本,现在归北京图书馆。    《中州集》附《中州乐府》,至大庚戌(1310年)平水进德斋刻本。董康颂芬室据此影印。《元丰类稿》五十卷,大德八年(1304年)东平丁恩刻于南丰。版式宽大,字画精整,结构严谨,为元刻本之代表作。    [3]坊刻:元时坊刻盛况,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的有叶日增广勤堂,刘君起翠岩精舍、余氏勤有堂等。    《新刻王氏脉经》十卷,天历三年(1330年)广有勤堂刻本。篇名的小题上刻有花鱼尾。《四部丛刊》据此影印。    《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元统三年(1335年)余氏勤有堂为元氏名肆,刻印了很多图书行世。    《伯生诗续编》三卷,至元庚辰(1340年)刘氏日新堂刻本。此本行书写刻,别具风格。罗振玉影印的《云窗丛刊》即据此影印。日新堂为福建建阳的名肆,自元至明清刻书很多。《赵子昂诗集》七卷,至元七年(1341年)虞平斋务本堂刻本,每篇小题上刻花鱼尾。

 

 2.元代版刻特点。元代刻书,承金、宋传统。各地官刻,由官家拨款,不惜费用,选择良工,纸墨用上等。私刻校刊都很认真。书坊刻本也皆延请名家校订。为了降低成本,所以行紧字密,印数较多,流传较广。元刻本中不少精椠佳刻,成为一代风格。可分为下列几点。    [1]字体:元代刻书,字多临摹赵体。如嘉兴路儒学所刻《大戴礼记注》、丁思敬刻《元丰类稿》,字体很象赵松雪手笔,神韵俱在。天历以后刻书字体象赵但是神已经离了。至正年间刻印的书传世较多,书写起顿笔有回锋,有时候用行草书写上版,如日新堂刻《伯生诗续编》和元末刻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古杭新刊关大王单刀赴会》、《新编红白蜘蛛小说》、虽无板滞拘泥之弊,但终究属于草率不够严肃。    [2]多简体字:刻书用简体字,南宋时已经开始了,元时更为流行,尤其以坊肆为甚。坊刻因求速成以取高利,所以就力求简易,习以成风。今日文字改革所定的简体字,有时在元刻书中已经流行。罗振玉在日本影印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雕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过狮子林及树人国”一章里有:“一个‘驴’儿吊在‘厅’前”及    “到山西王长者儿‘处……’“驴、厅、处三字都是简体”。元朝中叶以后,坊间刻本用简体字就较为普遍了。建本中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古今翰墨大全》、《古今源流至论》,虞氏务本堂《全相平话五种》等书中简体字比较多。    [3]版式:元初版式接近宋本,字大行疏,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渐向四周双栏发展。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间有花鱼尾。版心刻的数字、卷数或页数,多用草书。    [4]纸张:元代刻书,以建阳最发达,流行也最为普遍,主要是福建造纸原料丰富,盛产纸张。纸张的质地比较粗糙,有的颜色呈黑褐色。现在福建刻本传世就比较多些,很少有白麻纸的。    3。木活字。元代在活字印刷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成功的使用了木活字,大德初年(1295年以后)东平王祯用木活字刷印《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百部,可惜原书已失。    4。套印。元代在雕印史上的重大成就就是套色印刷。这一方法通称“套版”最初是朱墨两色套印,如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所刻的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卷首扉画画一个老僧坐着讲经,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经文印红色,注文用墨色。灵芝也用朱墨套印。原来藏于南京图书馆,解放前夕运往台湾。    下面就要打明代的雕版事业。如果有朋友比较喜欢收藏古籍而自己对古籍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的话,那下面我要打的明清刻本情况,就要仔细阅读了。因为唐、宋、元本现在我们在世面上几乎找不见了。我们现在还能看见的就是少量的明代刻本和比较多的清刻本。详细的了解明清时期的刻本情况,正确的考校版本学,可以给自己的收藏生涯避免较多的损失,对自己的收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明代的雕版事业    1368年,明王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刻书。首先,命令将元代西湖书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运往南京,存于国子监。当时保存在南京国子监的前代和当代版片,黄佐在《南雍志》一书中记载甚详。明代国子监有二,一为南京的,一为北京的,被分别称之为“南监”与“北监”。北监所存版片刘若愚《酌中志》详记之。明代刻书事业仍沿宋元以来旧制度,官、私、坊刻并存。是我国雕版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点分述如下;    [1]“内府刻本”和“藩刻本”。明代皇帝宫廷开始刻书称为“内府刻本”。永乐初年(1403年以后),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宫廷刻书,由司礼监太监主管这项事情,刻印少量的经史读本等,供宫内书房和太监诵习之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司礼监扩充机构,设置“经厂”专刻书籍,刻的数量和种类也扩大了。经厂本的特点是:版框高大,字大如钱、看起来醒神悦目,而且刻有句读。纸墨都用上等,雕印良工,不计较费用、成为一代精品。缺点是:太监学识不足,校勘不精。常有脱漏错误处多。内府刻本如:    明景帝朱祁钰撰《历代君鉴》五十卷。景泰四年内府刻本。    明宣宗朱瞻基撰《历代臣鉴》三十七卷。宣德元年内府刻本。    元戈直撰《贞观政要集论》十卷,成化元年内府刻本    明商辂等撰《续资治通鉴》二十七卷,成化内府刻本。    宋江贽撰《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正得九年司礼监刻本。    明徐一夔梁寅等撰修《大明集礼》五十三卷,嘉靖九年内府刻本。    明代另一种官刻精本是“藩刻本”,明代王子分封各地以为藩屏。各藩府所刻之书,皆以封地或封号冠之,如“秦藩”、“疗藩”“楚藩”、“周藩”等。“藩刻本”是官刻本中刻印最好,校刊精当的本子。如:    《普济方》周藩刻本    《豹子和尚自还俗》宣德年间周藩刻本。    《文选》成化二十三年唐藩刻本。    《刘向新序》正德五年楚藩刻本    《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嘉靖十三年秦藩刻本。    《栾城集》嘉靖二十二年蜀藩刻本。    [2]出版社组织规模日益健全。书坊是雕版事业的主体。到了明代,在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上都有了发展。如:《无锡顾氏字斋开局氏里表》所载:    写刊:吴应龙、沈恒……    雕梓:应钟、章亨、李焕、袁宸……    装潢:刘观、赵经……    从上表可以看出其组织规模和人员分工情况。顾氏自己主持编辑部分,此外是写工、刻工、印刷、装订部分。书成之后,可以自己发行,也可以批发出去。这使得我们对当时的出版业的面貌有个概括的了解。

 

[3]调版艺术上的创新。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雕版速度方面:如洪武十年(1377年)刻本《宋学士文粹》,全书十二万二千余字,十名刻工,只用了五十二天。于此,可见刻工速度之快,它反映了刻工技术的精熟。    (2)印刷术的形成:从正德年间开始,字体仿宋而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型方正,笔画挺硬。至万历以后,字的形状就由方而长,字划横轻竖重。这种字体,后来叫做“仿宋体”,从此这种“印刷体”就出现了。    (3)铜活字的创制:明代活字印本,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多用铜活字。当时苏州、无锡、南京一带,活字印书盛行。用铜活字印书,以无锡华氏和安氏为著,种类多,数量大,如:    《锦绣万花谷》弘治五年华燧会通馆本    《容斋随笔》弘治八年华燧会通馆本    《九经韵览》弘治十一年华燧会通馆本    《元氏长庆集》正德八年华坚兰雪堂本    《吴中水利通志》嘉靖三年安国桂坡堂本    《函史》隆庆年间王材念初堂本    《太平御览》万历二年无锡周堂本    (4)豆版(这个豆呢在左边要加上饭字偏旁,我的打字系统没有这个字。下面所有的涉及到dou版本我都只能打这豆字了)、拱花的新创造。明代在雕印技术上不但有了套版印刷文字的书籍(如以套印著称的吴兴闵齐及(这个及要加单人旁)和凌蒙初两家所刻套印本),而且还用套版刷印版画艺术品,后者就是有名的“豆版”。同时还创造出“拱花”方法,使制品的艺术性更为提高。“豆版”刷印的图籍如:    颜继祖的《萝轩变古笺谱》天启六年(1620年)成书。    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天崇年间成书。    《十竹斋笺谱》崇祯十七年(1644年成书)。    《十竹斋笺谱》在豆版水印之外,还配以“拱花”,即凹凸版压嵌,使纸上呈现凸出的花纹,增强了画面的自然情趣。“拱花”多用于禽鸟的翎翅,风景画的行云流水和古代器物。    六、清代的雕版事业    清代雕版印书事业,承明余续。在近代印刷术输入以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就突出之点述之如下:    (1)“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清代改变了明朝经厂刻书的办法,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设武英殿修书处,专刻实录、圣训、御制诗文、御撰经典、会典、方略等。武英殿刻印了不少大部头的书,如《钦定十三经注疏》、《钦定二十四史》等。还用铜活字印刷了《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一万卷的大书,武英殿有名的《聚珍本丛书》是用木活字排印的。    (2)私家刻书之精。清代私家刻书,大致有二:一是名人自刻自己著作或前贤诗文;一是考据和辑佚。前者多是手写上版,即所谓“写刻”,选纸用墨都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后者,由于校勘学兴起,故藏书家、校勘学家辑刻丛书,逸书,或影写摩刻旧版书也受到重视,清代刻书众多,其轮廓大致为写刻精本肇于康熙,兴于雍乾,手写精錾,蔚然成风,因之,这一阶段,精本佳刻层出嘉道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刊刻印书的要求,日渐降低。    我国古籍雕版的发展,大要如上所说。辛亥革命以后,也还雕印了不少木版书籍,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也只能是流风余韵而已了。

 

第三章古籍版本的类型    这里按照不同类型,区分如下:    [1]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北宋本、南宋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    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雕印本图书流传下来却很少见。所见到的多是写本经卷,且多是卷子装,世称“卷子本”。延至五代冯道开始校刻九经。历经宋、辽、金、元,以至明、清、民国,沿用旧法雕印图书,除部分佛经仍用卷子装订外,其刻印图书则多用折页订册。    [2]按照刻书单位性质区分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中又可分为中央机关刻本和地方机关刻本。中央机关刻本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内府本等,地方机关刻本有: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各路儒学本、郡痒本、藩府刻本、扬州诗局刻本、各地书院本、官书局本等等。    监本:自五代起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设有刻书机构。各朝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明朝南京和北京设有两个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北监本”。南北两监先后刻印的《二十一史》,著称于世。    兴文署本:元代中央刻书机构,所刻各书,世称“经厂本”。经厂本的特点是书品宽大,行字疏朗,版心上下黑口。初印本卷首都钤有“广运之宝”大朱方印。主持其事的都是些宦官,因为他们学识不太够,所以所刻之书就校勘不精,错处比较多,只讲究形式,不重视内容。    殿本、内府本:清朝中央刻书机构设在武英殿。所刻各书,世称“殿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称“内府本”。    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各路儒学本、郡痒本:是指各府、州、县等地方机关的教育单位所刻印的书。    藩刻本:明代王子在封地藩府所刻印的书,称“藩刻本”。    扬州诗局本:清康熙年间,曹寅主持扬州诗局。扬州诗局刻印的书为扬州诗局本,其纸墨工料都选上等,多用开化纸,字写刻软体,为清朝刻本之代表。    书院本:书院初为官设教育机构,宋王应麟《玉海》称:“唐明皇置丽正书院,集文学之士”,此为设置书院始。其后宋、元、明、清,凡好事出资办学者,设立书院。如宋之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元之广信书院、梅隐书院、梅溪书院、西湖书院:明之义阳书院、养得书院、承训书院、勉学书院;清之紫阳书院、南菁书院、船山书院、粤秀书院等。各地书院刻书,称为:“书院本”。    局本:清同治年间,曾国藩以提倡文化为名,在安庆设治山书局。后来,江苏、浙江、四川、安徽、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山西、直隶,相继设立书局,这些书局刻印的书,统称“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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