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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道路不通，救援困难。
总是有人将汶川的地震与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做比较，总是有人问我，总不会比唐山惨吧！我默然，我无法理解这样的对比，好像把地震仅仅当作一个故事，需要比一比到底哪个更惨，那都是生命啊，生命都是神圣的，对生命的漠视就是真正的犯罪。
当第一眼看到汶川地震的报道，我的反应是举眼向天，我非常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地震，救援又是多么的艰难，唐山地处平原，救援会容易多了，而在那莽莽大山中，受灾地区必将与世隔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大言不惭的说“上天容易，入地难”，地震的预测，在国际上都是难题，言下之意，既然老外都解决不了，那么中国自然是解决不了的。
然而，我国早在 1975年，就首次成功预测出辽宁海城7.3级地震，使800万人逃过劫难，亦令举世震惊，不但打破了全球短期地震无法预测的神话，更奠定了中国地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注意，是世界领先地位，我国的地震预测水平在当时就是世界第一，因此，国际上的难题，对于我们来说，早就不是难题了。
1975年我国进行地震预测的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测试地电阻率
2、测试井水氡气含量
3、气象预测
其实前面两种测试方法我们应该很熟悉，在美国灾难片《天崩地裂》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测量方法，只是电影中的测试对象是火山而已。
这些看似简单的办法，成功的预报了海城地震，而据张庆洲的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中记载，也曾经成功预测出唐山大地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行预警报告，导致了24万人的冤死，而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由于得到预警，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在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而青龙县也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然而时隔三十二年，国家地震局居然宣称，地震无法预测，这简直就是笑话。
2006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时，地震界老专家却在悲叹地震界的人才凋零和后继无人，以及现在对过去的预测方法的摒弃，说：“这些都没了，没了对付地震的武器，那地震还能报吗？报不了啦！唐山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不到两年，这个预言居然成真，而且就发生在我眼前，我不能不为这一切而痛心疾首！
中国早在 30多年前就具备了地震预测的能力，中国地震界原本可创造另一人类奇迹：将地震预报发展成天气预报一样。但是，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然而，我国的地震预测技术还是不俗的，2006年云南盐津的5.1级地震就被准确预报，而且地震发生地的昭通市市长证实确曾收过预报，该市政府在地震发生前一天还在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地震的预报并未公开，亦没有传达下去，从而导致了百余人的死亡。
唐山地震后我国也一直坚称唐山地震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但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专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早在 1975年已预测出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瞒报、漏报，对各部门呈报上来的种种预报置之不理，才是导致巨灾的真正原因。我敬佩这些专家的科学良心，他们在用自己的言行，试图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然而，一切都还是发生了，云南盐津只是小事件，而汶川的大地震，唉！
我很疑惑，到底要不要相信那位发言人的话，因为无论是否相信，都会有问题。
如果地震真的预测出来，而没有被发布，那么必然又是一次瞒报、漏报，谁来担这个责任呢？
如果地震真的没有被预测出来，那么时隔三十年，为什么我们的地震预测技术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呢？汶川地处地震多发区，我去过多次，当地人不止一次的对我夸耀当地先进的地震监测技术，那么这些技术是不是还不及30年前的先进呢？我不得而知，然而面对搜索引擎搜索出来的大量关于地震预测的论文，我再次无语，中国地震局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上赫然写着“二十多年来，研究所的广大科技人员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4项，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21项；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从2002年进入科技体制改革以来，发表SCI收录论文45篇，EI收录论文51篇)；在地震预测的理论与实践和测震仪器的研制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这些论文，奖项，都是干吗用的？
老专家吕兴亚最心痛的是他原本所属的研究室被拆了，十多个水氡取水站亦全盖上楼房。他惟有一个人骑单车去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找合适的水氡取水站：“搞地震光靠专业不行，坐在机械前来搞不行，要拿眼看、去实地观察。但现在这些群测点都没了，两条腿就剩下一条了。”这才真正说明了问题，搞地震研究要走出去，要监测，搞地震研究不是做理论，不是写论文，因为那些监测数据都将决定无数炎黄子孙的生死啊，然而我们的科学奖励机制使得学者们更加专注于发文章，弄奖项，提职称，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职责！这是倒退，是科学研究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我更加愿意相信那位发言人的话，地震确实没有被预测出来，因为地震预测界已经彻底功利化了，已经丧失了科学家的良心，已经彻底的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了！
然而，面对那么多的死亡，这些人不该觉得羞愧吗？他们不该谢罪吗？更深层次，国家对科研的急功近利不需要反省吗？地震预测可能多年才有一次，如果用年度考核去衡量地震工作者的工作，那就是天大的笑话，我们真的该对我国的科研奖励机制有所反思了！
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重视生命呢？
附：（摘自张庆洲的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