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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脸鲣鸟不是我们的榜样

(2012-07-13 2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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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非洲南部有一种蓝脸鲣鸟,每次都是产下两枚卵。两枚卵先后孵化出小鸟;先出生的雏鸟哥哥(或姐姐),却拼命狠啄后出生的雏鸟弟弟(或妹妹),并把弟弟(或妹妹)拱出成鸟的翅膀所形成的阴凉处;后出生的雏鸟在沙漠炽烈的阳光的炙烤下,不一会儿就死了。


  奇怪的是,鲣鸟妈妈对大雏鸟的行为不加制止,反而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在小雏鸟死去后,鲣鸟妈妈下次也就只给大雏鸟喂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非洲南部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食物极其紧缺,鲣鸟爸爸往往要飞行几百英里,到海里捉鱼,来供给胃口很大的小鲣鸟,这样一直要喂三个月。鲣鸟爸爸没有能力供应两只小鸟;而鲣鸟爸爸妈妈为了保险起见,一次产下两枚卵,以防把全部的宝押在一枚卵上却孵化不出雏鸟,于是就让后出生的雏鸟充当备胎;如果大雏鸟没有意外,那么小雏鸟的备胎任务也就终止。三个月后,鲣鸟爸爸妈妈不再喂食,大雏鸟必须在十天之内学会飞翔,学会自己捕食,因为它体内的脂肪只能支撑十天。如果它能躲过海豹的攻击,如果它能顺利学会飞翔和游泳,如果它能学会从空中俯冲下来而不弄断脖子,如果它能熬过食物短缺的季节,那么,这只鲣鸟就有机会与其他鲣鸟一起,和海豚、海豹、鲨鱼、布氏鲸鱼组成海空立体捕捞团队,向多达5亿条的沙丁鱼群发起攻击,把那些沿着南部非洲的寒流,向北洄游到德班附近的沙丁鱼追得惊慌失措,从而享受一顿饕餮盛宴。


  在人类社会,我们常常用亲如手足来形容情感之深。然而,动物世界却经常上演着手足相残的一幕:金雕幼鸟也会像鲣鸟这样以大欺小。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杜鹃孵卵的寄生技巧——杜鹃成鸟把卵产在寄主鸟比如苇莺、画眉的巢内,杜鹃幼雏会将同巢的寄主的卵和幼雏推出巢外——养子(或养女)把义父义母的亲生子女谋杀了。中国文学里深情歌颂的悲情角色,原来却是一个投机取巧者和谋杀犯;而引发诗人们悲情联想的杜鹃的凄厉叫声,实则是为了吸引画眉或苇莺注意,并催促养父养母拼命为它觅食,以满足它越来越大的胃口。


  由此看来,动物世界有其自身的丛林法则——一切以复制其DNA为最高准则。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社会准则、审美意蕴、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动物的至上准则了无关系。这就是说,如果人用人类社会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动物、要求动物并进而指责动物,是不折不扣的自作多情。


  反过来,如果人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照搬到人类社会,那也必然是削足适履、南辕北辙——因为人除了自身的生产和繁殖这一点与动物没有两样之外,还有更多的追求:人在进行某一行动的时候,不仅知道怎么行动,还努力想知道为什么这样行动,人会努力赋予自己的行动以一定的意义,人会努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人道、天道,努力使自己的行动合情、合法、合理;动物则没有如此之多的考量和盘算,一切行为、思维、情感只受其本能支配。如果人把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在降格以求。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却把丛林法则当作最高智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演进化,这些适用于动物世界的准则,曾经而且至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严复断章取义地介绍赫胥黎的理论,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腰斩为《天演论》,把赫胥黎诸如“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的观点完全舍弃,在中国开一时风气之先。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一度被当成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梁启超说:“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思想文化、新闻传媒、文学艺术的各界人士如获至宝,一时都以谈论竞争、天择、天演、适应、生存为时髦,达尔文和赫胥黎一下子成了妙手回春的在世华佗,天演论也成为宇宙间的终极真理。


  成熟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在各个方面找到平衡点,以达到认知全面、兼顾各方、驾驭全局的目的。应该看到,道德和力量各有其重要性,二者的关系犹如方向盘和发动机的关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泛道德主义者,我们往往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认为道德是万能公式,道德是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好”“坏”这类充满道德意味的词汇是我们的口头禅。


  请看光绪在1900年6月21日义和团运动时期向八国联军宣战的诏书:“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后来的事实表明,与其说这份诏书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的占据制高点的宣言,不如说这是一个昭示道德和力量双重破产的宣言。于是,在四处碰壁之后,泛道德主义者一下子成为反道德主义者;于是,我们弃道德如敝屣;于是,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闪亮登场。


  弱肉强食本来是人的天性中动物性黑暗面的体现,但是人性不是只有黑暗面,还有追求真善美的光明面。如果黑暗取代光明,那么人类社会就是率兽食人的阿鼻地狱;如果光明取代黑暗,那么人人都是安琪儿——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光明和黑暗此消彼长,谁也无法取代对方,因此人性也就成为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一种状态。严复翻译介绍、国人所理解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中动物性本能的一面,忽略道德伦理、公平正义的引领作用,这就为后来的恶性竞争、不择手段埋下伏笔。其实,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关于生物进化的假说,这个理论只适用于生物界,不适用于有灵性追求、有道德约束的人类,就像实数范围内的定律公式不能适用于虚数领域一样。


  真正说来,对人类社会而言,优胜劣汰是个伪命题。何谓优劣?谁来评定优劣?如何胜出?如何淘汰?谁来裁判?谁来执行?恐怕谁也没法给出答案。你说智商150以上的爱因斯坦是优,我说拳头大的泰森才是优;你说数学物理行的牛顿就是优,我说音乐美术、诗词歌赋行的苏东坡才是优;你说姚明、科比、林书豪是优,我说梅西、卡卡、C罗才是优;你说高富帅是优,我说扎克伯格、比尔盖茨才是优;你说梁稳根、李彦宏是优,我说史铁生、韩少功才是优,你说汉武帝、乾隆皇帝是优,我说华盛顿、林肯才是优……因此,我们承认人的差异性,但不要草率的说孰优孰劣。


  今天,我们崇奉正义、公平、博爱、平等的人道主义,就像渴盼阳光照耀那样。无论是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制度设计、器物制造方面,我们都显得更为怜恤弱者:道路建设铺设盲道,公汽设置方便不良于行者,播报新闻配以手语,货币上面印刷盲文,语言文字消除歧视、注意政治正确……相信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会有更多的公平之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著名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杰·古尔德说:“我们对崇高意义的追求,绝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只有人类的道德意识,才是它唯一的源头。”蓝脸鲣鸟不知道崇高意义为何物,也不知道道德意识为何物,但我们知道;造物主赋予蓝脸鲣鸟的使命就是生存和复制DNA,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使命则是理解造物主的神妙莫测和宇宙法则,并进一步去体现、追求公平和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蓝脸鲣鸟、杜鹃、金雕绝不是我们人类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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