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观者》之《很黄很暴力》

    我每次下决心要恨恨地写一下广丰人的时候，多半因为身边有辆普遍意义上简称为“广通”的车子刚刚掉过头扬长而去。

    这种车的气质是颇为神气的，虽然它从车门到坐垫到发动机破旧得没有一处值得神气。当然，其神气之处也就在于它虽然很破很烂但依然可以自恋得那样扯高气扬。

    我之所以仇视这个神气，是因为多次做了这种神气的牺牲者。

    自从广丰人自己来操纵这种车子，我利落地按计价表付钱的幸福历史彻底宣告结束。讨价还价、防手段、被手段……作为一个怕麻烦的人，折腾的经历使我几乎将这种车当作信仰缺乏唯利是图的具象表现。

    从家到单位，路程不远，坐这车估算起来也就刚好一个起步价。我上班一般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但时间急的话就只能打车——虽然打车也不比迟到让人心情好到哪里去。

    到达单位门口我叫停时，司机几乎都会面无表情地握着方向盘，让自己的车慢条斯理地调转过头，再往前刷刷刷地蹭上几轮子。我正摸不着头脑呢，想询问询问还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司机猛一刹车，我就只好跟着猛然向前一撞。等我定过神来去看计价表，表已经多跳过去一格了，那方方正正的显示屏冷笑着命令我：对不起，多付一块钱。我只好乖乖付钱，这时司机开腔了：对不起，还得再付一块钱。据说是燃油税。

    争辩是不成的，司机多半不会跟你论理，要么阴沉着脸只伸着一只手，要么凶狠着神色让你没开口就已经开始害怕。

    还有更刁的。我因为单位要求说普通话而导致到校外也常常忘了说广丰话。“到县政府。”某次打车时，我一坐上就不由自主地用上了普通话。结果司机将我拉到广场，再从工行总行穿过教育宾馆绕到裕丰路。我在广场就悟到自己被当成外地人了。到永中门口，我实在忍不住笑，就用广丰话调侃司机：“你这个绕很不科学，稍有方向感的人就可以看破的。”司机倒很识趣，毫不废话地说：“我只收你一个起步价总可以了吧。”他还是怕我去投诉。

    几块钱影响不了事情，但非常影响心情，影响心情又间接影响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为了保证这两个质量，本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宗旨，我买了一辆电动车。

    骑行首日，我骄傲地宣告：珍爱金钱，远离广通。

    因此种种，我非常怀念最早启动这些出租车的重庆师傅。那时我打车去铜钹山，都无需讲价钱的，看计价表付钱就成。我去的地方岔路多，路也不好走，可师傅端的是让人非常愉悦的服务精神，不厌其烦地听我这样那样指挥，还不时出出主意。付钱时，他不但没要求多加，还主动要去掉整数后面的零头，反倒将我置于不好意思的境地了。有次，我打了一辆车带学生去博山寺采集研究性学习的资料，临出发时尝试着问：我带学生出去搞点活动也不容易，你回程反正是空车，不如等我们半个多小时，我们加你一点油钱，怎么样？师傅点头了。可我心里还是有担心，毕竟这“油钱”也没个准数呀。结果，我按计价表付25元去程的路费后，问回程该补多少钱，重庆师傅说了个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的数目：5元。

     鉴于前后对比，我给后来被广丰司机垄断的广通车套用了一句比较时尚的术语：很黄很暴力。

     二、《旁观者》之《哥捡的不是钱》

     哥哥弟弟们陆陆续续都买了自己的车子，逢年过节，一家人要来来去去的时候，我们也坐自己人的车了。与“广通”的日渐疏离使我很快从那块阴影里淡出。年前年后，耳边扫过路人愤愤然痛骂广通车以10元起步几十上百元跑个乡村的话时，我不再有义愤填膺的激情，在“上饶之窗”的论坛上看到声讨“广通”的帖子，我也是一笑而过，竟然完全没有跟帖讨伐的冲动了。   

    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旁观者，完全从血气方刚的责任人体系中脱离出来。但这并不代表我不会用平和的心态去客观分析广丰出租车所折射出来的广丰人的精神内核。不管怎么说，广丰出租车给我造成的严重的心理不快，让我对广丰人的内在气质产生了极大怀疑——事实上，我并不甘心去否定这个与我生活在同一片土壤上的人群，因为那代表着我体内也潜伏着某种卑劣的可能。

    这种不甘心导致我走到邻县或者遇见对广丰熟悉的外地人，就反反复复地问一个问题：“在你们印象中，广丰人是怎样的人？”

    仿佛需要否定已经产生的怀疑，并由此去得到反复的确认。

    得到的又都是几乎相同的一句褒贬不明的回答：“会赚钱。”

    我于是又惶惑起来，不断地惶惑起来。虽然有时有些事还是可以暂时地让自己的心立定起来的。

    在鄱阳监考高考时，和一群鄱阳人同桌吃饭，听一个在广丰工作多年的鄱阳籍女老师长长地讲着：“有一次我去商城买菜，在一个摊子上称了两斤豆腐干，给了摊主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她说找不开，我又在包里找出零钱付了，然后我提起豆腐干就走了。

    第二天，我才记起我没有拿回那张面值50的钱。恰好这天工作很忙，没有空去菜市场，想想都已经过去一天了，就是去人家也未必认账，况且我自己也记不得是哪条摊子了，所以只好放弃。

    第四天，我去菜市场买菜，下意识地走到那些买豆腐干的摊子前。这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尖尖的声音：囡妮，前天是不是你有50块钱没拿回去？”

    “就这样，她把钱还给了我。”讲到这里，鄱阳女教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表情非常庄严。

     她继续说着：“在鄱阳，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广丰人高于鄱阳人的地方。很温暖，让我再也没有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我决心好好教书，安心地为广丰培育后代。”

     这个鄱阳女教师很熨帖地给予我某种信心，这信心可供我翻看到记忆中的那些画面——那些可准确推倒原有怀疑的画面——它们也与车有关。

     匀速、平稳、和暖……轮子缓缓地滑动，细软的话语在车厢里跳动，温度升高——夜晚的霓虹引来一小群人和一个司机的传奇经历，地点在出租车内。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火车上下来的3个游客，打下一辆出租车时遇上了健谈的司机。他们相约第二天继续，以100元三圈的价格。那时，广丰县城周围只有裕花园、白鹤畈、芦林工业区、水南……两圈，足以满足几个外地人去构建一个小县城的印象。于是，客人按照履约整体掏出了100元，司机按照圈数的履约只收了70元——他们按各自的道德标准，给一份毫无保障的口头合同下达了迥然不同的解释。一些无需明说的美德，就这样塞满了两种解释之间的空白地带。

     我从未想象过三轮车夫的美好。他们衣裳不洁和汽油味儿的特点，给他们的形象带上与车等量的噪音，从而给我留下了过于固执的粗犷形象。那天，一个三轮车夫到了学校，送来一个书包，是我一个学生的。这是周五下午，学生回家，坐他的车，书包丢下了，他打开书包，看到本子上写着的校名，于是放下赚钱的机会，将书包送到学校来。我被通知到保卫科领失物时，车夫已走。那个书包，虽有我所熟悉的陈旧和不干净，但我见它时，它因汆入过多的主观情感而变得意味深长。我想象着，那个车夫将它送过来时，动作是极其优雅的。

    二嫂掉提包那次，坐的是黄包车。人力的，车缝车档都松松垮垮，仿佛随时准备拆卸似的。提包悄声无息地掉下去。停车时二嫂发觉问题，一切似乎已经无可挽救，包里有钱、有首饰、有银行卡，价值不下五千，谁都没觉得找回来是有希望的事。

    第二天上午，有人仅仅凭借提包里的身份证，七弯八拐找到了嫂子的单位，辛辛苦苦地联系上了失主二嫂同志。人家呢，是放下包就走了，多话没有，什么都没接受，什么都没留下。倒不是车夫。是个路人，一个四十来岁的男性路人。后来，二嫂虽然一想起这事就感动起来，但是能描述的，也就一个大概的中年男子形象了。

    其实，能描述和不能描述又有多大区别呢？他所代表的形象能遏制我们将人之为人往更坏更深处去想就是了。物质时代来势汹汹，当那么多我们无可奈何的价值观排山倒海地涌过来之时，我们一边向前走着，一边用“发展”两个字来安慰自己已遭摧残的意志。摇摇欲坠中，一句“哥捡的不是钱”肯定能激励我们抢在没顶之前去为为人的幸福而努力挣扎。

   三、《旁观者》之《春天种下几张钞票》

     人的情感里充斥着无数不可调和的悖论，一个优异的怀乡者，往往表现为一边胡搅蛮缠地痛恨自己的出身，一边咬牙切齿地纠缠自己的土地。我的QQ里装满了广丰人，男女老少，有留学他国的博士生，有流落各城市的生产线工人，也有和我一样偶尔带着向外之心的滞留者。有的人，与我之间交友的意向彼此相斥很远，有的人，加我两三年也没打过一个招呼，他们出现在那个虚拟的场所，大部分是因为我的网名里含着的“铜钹山”字样多少是他们具有某种根须的证据？

    “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疯子的这个QQ签名并没有早于小鱼，尽管他极其善于强占先机。他的人事档案在南昌，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有房子，有车子，公务员考试将他连根拔起，将他从小县城的贫瘠荒坡移栽到了省城的肥沃良田。人与树其实大有相同，根走了，总有些须还留在土壤里。我能否理解，这个的签名挖掘了他潜在的漂泊意识，甚至已经触及生命里云雾笼罩的寂寞之城？

     戈戈和记忆继续套用了这个签名。他们人在广丰。我似乎渐渐明白，铸成这个流行格式的，不是漂泊，而是一种同有的高于现实存在的追求。

     表弟的车出事那天，心情并没有太坏。相撞的两辆车，在九仙湖一号洞洞口的高危地带守住了最后的安全。没有人员伤亡。在医院，几个轻伤的人只稍微做了一下处理，只有一个老者留下来住院。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甚于真实许多倍的伤残——谁要去鉴别真人的伤痛程度？在注重证据的法庭上，郑人买履向来并非寓言。对于老者的子女，一张伤残证可以带来一笔丰厚的赡养费，而真实，只是他种下这笔赡养费的种子。

     他赢了，保险公司成了他这个收获过程的支出者。然而，作为旁观者，我们谁不能猜测到他的这个耕种过程需要配合？谁会想不到可能会有哪些人在他的这个收获里暗中分赃？

     好友惠的女儿在临川二中读书，开学那天，邀我同行。她女儿住老师家里。那老师的三室两厅里住进了八个学生，五个广丰的，三个余干的。我们到达时，老师家楼下不宽敞的通道里停了多辆车子，惠可以用广丰话和车里的人一一对答。那自信得近似显摆的对答让当时站在临川地界上的我对自己是不是正宗的广丰人产生了极度的怀疑。在老师家的客厅里，我再次面见广丰人的阔气——每月1000的生活费被他们扩展成每学期5000，且都在开学一次性豪爽地给付。我想，他们故意忽略不足5个月的那个空间以及囤积5000元可能产生的利润，难道不正像耕种过程里的施肥和浇水，是为期待最大的获利而准备的？他们对临川这块土地采取这样顶礼膜拜的投入，将等待着临川还给广丰一批怎样的后人？

     临川的风气已经被广丰人带坏了。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评论。

     陈不认为这是坏事。他说广丰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懂得经营高于市场的人情。市场孕育着太多的风起云涌，而人情，永远只会在人性的范畴里搅动。所以，广丰人出工程老板，出包工头，不用出大企业家。广丰人不但不应该反思，反而应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用教育，将它永远发扬光大下去。

               我并不急着去反驳他，阅历告诉我，把事物理解得错综复杂一点是更为明智的做法。这个世界并不像自己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就可以轻易断定的那样，有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明确划分。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邪恶是一种更难掌握的、更接近于智慧的生存技能。作为广丰人，我没有非凡的胆识去实现剑走偏锋的成就，只好用常性的道德擦拭作为收获微弱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退缩是对自我的盲目宽容和对未来的终极背叛。而我之外的多数广丰人，正雄赳赳，气昂昂，用一种貌似邪恶的勇气，将自己投入一场危险的竞争，以争夺那一片没有尺度和准则的发展空间……小学一年级课文《小猫种鱼》里写到“春天，农民种下一颗玉米，到了秋天，收到很多很多玉米”，恶搞者马上在网上改编：“春天，阿姨种下一个老公，到了秋天，收到很多很多老公”——是谁，暗中窥探着广丰人在田地里种下那一张张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