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历史中，并成为横亘在东方与世界之间的一道“隐幕”。累积百年的问题，今天已变得无比庞大，然而却一直无人能解，甚至更未被人们真正关注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自称的东方文明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一文明与西方世界文明的关键差异在哪里？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世界稍有认识的中国人都会承认我们与世界的文明存在差别，同时也会认同由于这些差别所形成的不同语义，但是，在认知这种差异表象之外，人们却难以找寻到这些差异的真实原因，更多人对这种差异亦视为正常。尽管中国与世界皆同时到达了21世纪，然而，由于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看法的差异，以至在同一事物背景下要实现充分的对话与和平共存，甚至要相互担当共同的义务与责任，便显得极其困难了。而要在这样的差异之中达成默契与合作，其难度则无异于是让我们与世界再造一座通天塔。作为本书中重要的一章，我们在此将讨论这个极其重要同时又悬而未解的问题。我们与世界的差异因何存在？这种差异根源究竟是源自文化还是经济或者是政治体制抑或其它？我们又如何来校正这一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不对称以取得与世界更多的默契？

　　我一直认为所有刻度文明的标尺是伦理观而非其它，社会诸元均依靠其当时的伦理而施以建构，不同的伦理观则建构出不同的社会系统与其价值。所有的伦理，皆基于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实行相互协调并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秩序，同时在一定时期中成为共同达成的默契与相互遵守。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婴孩的文明程度几乎是自然文明的完全投射，因而，婴孩的伦理则完全属于自然伦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与未能接受教育的青年之间，亦可以显示出不同的伦理教养，实际上，他们亦各自折射出他们所接受的不同文明。我们在此讨论到的伦理，实质上，与云经济（Cloud Economy）密切相关。不能否定的是：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经济体裁，都是文明阶梯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集约之和，而所有维系这些诸元关系的核心，就是伦理。

　　因而，伦理（Ethics）成为云经济（Cloud Economy）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部分是显然的，同时是十分重要的。而这个价值的核心，就是“利他”的云伦理观（Cloud Ethics）。很有可能，人们对此看似复杂的关系会倍感诧异，或对于“利他”伦理观抱有更多质疑，然而实际上，目前发生在世界以及中国的种种经济危机中的事件，无一不是由伦理的危机引致。无论是美国政府对于华尔街的放任，还是中国政府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公权质疑，或是雷曼兄弟对金融衍生品的投机，或是中国房地产因暴利而际遇的寒流，更有三鹿奶粉的倾覆与百度公司艰难面对的道德声讨，其本质皆是源于“利他伦理”的缺损和沦丧。因此，结合当下正在努力摆脱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经济危机的中国，“利他”的云伦理观（Cloud Ethics）将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纡解与方向指引，同时，中国社会亦有可能通过这一伦理观的认识和反省而迈入更加先进的世界文明。

　　从一种较低层级的物质经济向更加丰沛层级的物质经济跨越是比较容易的，这种跨越，以中国三十年的物质经济发展事实可以直接说明。然而从一个较低级的社会文明向更高级的社会文明迈进，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学界并未能理解这种文明差异的局限所在，更多精英则已经开始妄称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导国家，实际上，当我们还失落于世界先进文明的边缘时，所谓的“先进”，只不过都是物质带来的虚幻罢了。

　　农耕社会的文明，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缺乏社会生产关系的大规模协作与集成，这种文明所代表的价值观则是利己和自私，所有的经济体只能称为非经济体或者是前经济体，这种经济关系的范畴仅限于自身，而即便是发生交易，范围亦极其有限，因而从本质上而言仍是基于自足与利己的价值模型。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大变革，并非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财富扩大，而得益于经济的“利他伦理”驱动。在大规模协作的新社会时代，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形成，即意味着它的伦理价值观将由“利己”转变为“利他”，并通过“利他”而实现“利己”，对此，亚当•斯密已在《道德情操论》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成因》中表达完毕，然而人类却未能真正领悟这一精华思想。

　　与农耕社会的利己价值体系所不同的是，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经济模型以大规模协作和产业集聚为特征，并导致现代“经济体”产生，从而催生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经济”定义，这一定义核心就是“利他”。没有一个纺织工场主不会不关注他的产品品质与花色的出众，同样，完成农业产业化的美国农场主也不会不把他的苹果种植得又红又大、玉米更脆更甜，现代企业，更加注重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培养，同时努力提供员工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以便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这一切行为的价值导向，皆是“利他”，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伦理框架。我们注意到，当中国以三十年开放发展而获得物质经济提高之后，其支持这一系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体系却是基于“利己”的农耕文明，因此，无论是中国各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各个领域，“利己”成为了社会潜规则的公识，而涉及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等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担当(CSR)”，则无一不饱受诟病，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文明阶段上所处的低级尴尬境地，而中国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一词所定义的“利他”伦理集体视盲，更是这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三十年陡显不可持续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利他”不是经济秀，而是现代经济文明双元同体的实底，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文刻度标准。这也是我们看到西方文明何以与我们东方文明有着如此之大差异的关键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更加理解西方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要更守诚信和秩序而中国人则只要有机会就会放任并投机的事实。广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的经历：白种人的修养令他心生敬重，中国人则总有一部分人爱贪小便宜，而在当地做生意的非洲人则很麻烦，比中国人更粗鄙。我在此举这一例并无种族歧视之意，而是用以说明文明的阶梯差异。在完全相同的物质环境条件中，最大的区别和差异，并不是个性，而是文明进步的程度。

　　要在中国这一基于农耕文明历史中撇开社会与政治体制“利己”观来谈论现代经济伦理的“利他”主义是困难的。身处刚刚步入现代物质经济时代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只能接受并认同“利己”的价值观，利他主义的伦理甚至尚未真正产生。如果我们作一个简单测试，让一位刚刚毕业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中国大学生来面对这一观点，他一定会吃惊地瞪大眼睛并摇头否定：我为什么要利他呢？要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中业已根深蒂固，这一源自悠久农业社会文明的教义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并无人发现它有什么不合适。

　　当我们开始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都只是停留于农耕经济的低层次的文明时，我们才会发现这个社会所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文明毫不相称甚至是直接相悖的事物，它们要么是毫无契约精神的潜规则，要么就是官商勾结的利益团体和行业帮会，再不就是满足于订单加工的代工企业，企业主并未思考过还要为地方或者广域经济再做一些什么更有价值之事。在中国各处，地方政府的局域经济观念十分浓厚，他们各自为政，互不协调，同时大量地重复投资，互相攀比政绩。简而言之，这种低级农耕利己观丝毫没有准备接受来自于现代世界的更高文明，它的所有能量，只不过皆是通过现代文明造就的繁荣机会来造就自我私欲的超级膨胀和满足，以至于这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体逡巡不前。

　　云伦理（Cloud Ethics）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自然之规的语义界定，亦是人类遵循自然生存与发展之道的伦理底线。自然化育万类，人仅占其一，因而，人伦之理与自然万界的天伦之道必然有着不可或离的依存关系，而云伦理（Cloud Ethics），即是自然所界定的最大伦理。然而某一个特定历史文明阶段，人类很可能会因为某种利己的主观意志而与自然伦理相悖（人类历史上曾有诸多这样的主观意识独尊时期），这种时期一旦出现，往往伴随着可怖的社会伦理暴力发生。欧洲中世纪狂热基督徒组成十字军征伐异教国家，造成至今仍难以消弥的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之间的鸿沟；阿道夫•希特勒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以高度集权方式推出纯雅利安种族价值观，将其他一切种族视为应被剪灭或被边缘化的对象，由此而带来震惊人类的犹太大屠杀；即便是现代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在上个世纪长期主导整个社会精神价值体系，令所有质疑者皆被驱逐，更以阶级斗争发起人民内斗，几乎将仅有不多的传统人性与美德破坏殆尽；而在现代美国历史上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其所犯下的罪恶也并不比纳粹更少，他们不仅丝毫不给黑人任何地位，更将呼吁种族权利平等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公然枪杀。我们看到，所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主义，其本质都是农耕文明DNA的古老孓遗，而利己主义则是组成这一DNA螺旋链条的核糖核酸。

　　利己主义在今天所产生的伦理暴力是众多的，并在本质上呈现出农耕文明与更加进步的利他文明的直接冲突。如果我们作一些稍事认真的观察便会发现，这种低级文明的伦理暴力虽然随着全球化的自由文明冲击而表面地离开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但是它们却通过我们自己的利己价值观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盘踞在政府公权机构、社会经济、金融和产业，教育、医疗与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直至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与代际关系中。也正因为这种低级文明的伦理暴力无所不在，中国社会早已普遍互信缺失，人人相互怀疑，更使社会集体心智变得肤浅无知，更使自由与民主的信仰萎縻不振，信心阙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伦理施暴的典型案例，参予这一场伦理施暴的成员不非任何罪行惯犯，而是国家质检局、国家卫生部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以及相关信息传媒组织，是人们皆认为可信赖的社会公权拥有者。而当一切反自然和反人类的伦理之罪被揭开之际，那么，其所获得的摧毁之力都将超越所有人的想像，这一点，三鹿事件也在另一面作出了说明。

　　亦辉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一篇文章《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里面谈到“市场”之外另一只“道德”的手。文中引用了中国总经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的一段话，我在此原文摘下：“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从亦辉的观点来看，他是颇为认同的，我也同样如此。不过，中国今天在经济危机背后的道德危机，已然深重而迷漫，而中国社会的农耕文明与自利价值观，却长期无法获得一次真正的洗礼与进步，中国整体的政府官员以及经济界，对二百年前亚当•斯密的忠言并无更多的察知与耐心，这才是应值得整个国家社会忧虑的。

　　十七世纪欧洲思想启蒙时期斯宾诺莎提出的理性哲学和伦理论，其实质上就是云哲学与云的自然伦理观。斯宾诺莎的智慧所在，乃是在继森严的经院教权消解之际证实人类思想的真理性，将人类心灵从教权的密盒中解脱出来并获得自然真理的回归，由此而建立起人类的新伦理观，同时也是心灵自由态。在中世纪欧洲，羁留心灵的锁链有两个，一个是教宗与王制，另一个则是世俗与浅陋，要放弃这二者而获得心灵自由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斯宾诺莎提出了一个检验真理的方法，就是首先由人类心灵对真理标准作出真观念的重新确定，他认为人类解脱了束缚的直观知识最为可靠，这种直观知识即真观念。而要获得这种直观可靠的真观念，其前提则必须是灵魂的自由。他以实质论来指认上帝并揭示对自然万物的理解，“我理解为绝对无限地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而这一实质，亦可以喻为云粒子的特质，同时也是云粒子能场的自然效应所在。基于这种心灵的自由，斯宾诺莎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个归于自然实质的伦理框架，同时更指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现实的影响，那么他就一定是处于被外在和现实事物所奴役的状态，而如果人们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则人们将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就因此能够摆脱种种对现实的恐怖。在这一伦理框架中，斯宾诺莎认为，人们若是对于自然万能者无知，则无法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真正伦理关系，这样的愚昧将成为一切罪恶的根源。

　　因为愚昧而造就的罪恶，并非只是旧社会的中国才有，新社会中国正在复制着由悖离自然伦理的种种可怕历史，因非人而利己的道德缺损所导致的社会罪恶并不比历史上曾有的罪恶更少，而它的根源，乃是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无知，源于我们仅仅只懂得利己的农耕价值观，源于我们唯己的权力体制，源于我们对自由与民主的千年拒绝。因而，云的自然伦理观，同时也是一则由自然世界所决定的人类道德底线，更是制约人类社会整体能否获得其未来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最后准绳。

　　云的伦理力量，催生人类文明的进化，化育生命的真观念，使自由之真善美价值观普世，使人人平等而自由，并在这样的自然伦理的大秩序中让每一种生命都相协美好，除非人类破坏这种平衡。显然，人类在这个自行记录的21世纪的开篇时间段中已发生太多的不幸事件，它们足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此际以及将来很长时间中有必要进行一场重新的伦理和文明思考：中国与世界，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自然与心灵，人本与禽兽，美德与狂妄……同时重新确认我们曾经激昂与妄自尊大的主观意识，并看到一切物质的、经济的、政治的、权力的诸种形态之上更加巨伟和公义的永恒所在，从而建立起一个与自然友爱、与人类互信、与人人平等和自由美好的利他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回归的真观念，是真文明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