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这一最为古老的人类语义,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过它的自有本质。我在此所说的自有本质,是教育的原教旨,而非一个执守严谨的教务处长所称的中国式教育的陈规陋习。杜威将教育视作为社会价值的新智能观,这一观点和旧智能观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乃是将探求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知识不再是指出问题和说明问题那么简单机械,而是要具体地结合人们的行动和生活,从而将知识的标的与人们的情感、个性、意志、欲望、行动关联起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社会脱离、教育与儿童个体天性的脱离、理论与实践行为目标的脱离问题,实质上,杜威的教育观,提出了教育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今天,中国教育恰恰是这三大弊端的现实典型。
教育的原教旨中,应有这样的一项基本定义:人类将自由思想与实呈所获得的知识与感悟通过一定的经验方式传授给同类或者后代,用以传递客观事物的信息能量进而培育更多的人拥有相当行为力和思想认识的通感。随着人类个体自由思想与行为经验不断被汇集而为共同的知识与感受,教育的内涵获得了不断扩大,并在相当意义上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柱。在这里,教育所定义的范畴既确定了人类自身,同时也包含了人类实践和思想的更大对象-我们认为这一对象乃是包含在一切教育定义中“不在场”的更大客观存在。或许,人类对于教育的定义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一客观存在隐藏掉了(请注意不是把它省略掉了),而正是因为这种对“不在场”隐藏,使我们逐渐地将教育视作为人类所“自持”的特有行为,从而使教育开始脱离其所实践与思想的客观对象,最后,甚至将教育开始封闭在主观所设的密封箱之中。“知识的象牙塔”,在相当程度上揭示教育的不自由,也说明了这种教育缺失客观对象存在的事实。
如此一来,教育便开始在社会知识体系中充当了客观存在的替身,而且俨然拥有了与客观存在一样的权威,而学究与教育伪道士也就在历史中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种教育发展到极限阶段,是所有社会知识的垄断,同时也是所有知识和思想出版的检查制度,凡与既定的教育规制相异或相反的知识和思想,一律将遭到查禁,知识的传授者和思想传播者,往往被严禁自由活动直至被这种教育所直接消灭。这是从苏格拉底以来直到现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在全世界所发生的教育扼杀事件,在这个21世纪,这样的事件仍有可能在尚未完全开放思想的传统教育社会中发生。如果发生,那一定就是人类的悲剧。
人类为什么会在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上犯下如此错误,而且还会在漫长历史中屡屡不绝?这与人类的知性成长和获得宽容度的提高有关系,同时更与人类摆脱狭隘的自利而对所存在的更大客观事物的敬畏与认知有更为根本的关系。基督教义中的信、望、爱,可以视作为人类教育中将自我与更大客我之间予以成功结合的范例,而佛佗的《心经》和默罕默德的《古兰经》,亦是引异人们认知客观彼岸的教育经典。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秉赋,那就是无一例外地实现了对自我主观的超越而深达到客观存在的至深层,并从彼岸得到智慧的启示而传诸世人。这样的英名实在太多,不胜枚举。无怪乎有哈佛大学为自己制定下如此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拉丁语原文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Amicus VERITAS)。它的早期印章展示出三本翻开的书本,两本面向上,一本面向下,象征着理性(reason)与启示(revelation)之间的动力关系。我想,哈佛是找准了教育的真谛所在。相比起中国近代与现代百年以来的教育史,中国社会在认知教育本源的层次上,早已是谬以千里了。在这里值得申明的是,如果仅仅只是通过某种唯己的权术而利用教育的功用,摈弃客观存在的真理,冒替至伟的自然自由世界启示,其结果不止是造成我们今天与未来社会教育价值观的紊乱,更是对受教育者和人类的犯罪。
20世纪上半叶在哈佛担任校长长达20年的美国教育家科南特曾经如此谈到过大学教育:“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事实上,关注哈佛不如关注哈佛背后的整个社会价值理念,这样,它的真正闪光点才有可能被我们捕捉。使我们可以理解到教育对于人类获得客观世界本质认知并取得文明演进的根源意义。而云社会(Cloud society)的法则,就是这种自然精神的倡导,使每一个人通过教育而获得自我的透析,取得与客我的世界沟通,从而认知普遍的真理。某种意义上,教育的核心理念部分是唯心的,同时也是唯宇宙自由精神的,相对于深陷斗争和利益纠葛的唯物主义观念而言,唯心论并非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现实解决途径。这也是马克斯•韦伯著写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旨所在。
以人类主观旨意而作为客观事物规律的替身,进而使教育反而演变成与世隔绝的“黑箱”,依然是人类封建与强权历史作祟的结果,而更深层的因由,则与人类在认识上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的物种观念有关,以至于让人类自己从根本上缺失了对更大客观事物的观察力和产生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要纠正这种在教育机制上发生的根本悖离,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中国教育架设起自然科学的桥梁。科学这个词,在西方文明的注释中就是“自然科学”,然而在中国,这个“自然”则是莫明其妙地被去除了的。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自然”的存在太过刺眼或者是太过多余,还是去除者别有他意?总之,当这个最大的“自然”不再作为科学的定语,所以,我们的“科学”一直以来也就总是走在无法触及真理的旁门左道上,当然也更加无法吸引自然天性烂漫的孩子和青年们的兴趣。中国人对于科普知识认知的普遍低下,也有这样一个原因。
在自然万物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教育系统,不过,它们与人类唯一不同的就是:将自然作为它们最直接的老师。人类至今仍难以解开鸟类长途迁移之迷,也无法理解漂流万里的海龟怎么会认出它们最初的孵化地而返回产卵,如此有序的生物链以及硕大无比的自然生态,又如何能够在超过40多亿年的地球史中保持着持续的平衡、延续和演进?这样的时间,比人类任何一种社会模型和政治主张都要更加和谐和长久。人类正在渐渐发现,自然的智慧并不仅仅被人类所掌握,反而,这些知识正在越来越多地显示在其他非人类的物种上,或许,人类终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所拥有的自然知识和智力有可能还不如一只有着3亿5千万年历史的化石级昆虫蟑螂。
教育的本质规律,亦在于自然认知的始基,也就是教育模型中的云规则。这一规则意示教育乃是对人类儿童天性的尊重和爱护,同时也是对受教育者施以自然真理的引导。又由于兴趣源于我们的天赋,所以,最好的老师就是兴趣,而教育者应当把自己降为兴趣之下的第二位,而避免成为另外一种执鞭而教的“权力中心”。自2003年中国教育部开始谨慎试点的大学自主招生,到了今天,已呈现出跨越应试的重要破题,而大学的自主招生权限也获得进一步扩大,一些纯属招生教授们随兴而自主的考题开始浮出水面,引起中国社会敏感人士关注。如果每一位大学考生都要开始面对诸如“婚前同居的看法”或是“如果跟胡锦涛总书记见面你将说些什么”这样的试题,我想,中国的教育便有了云的规则了。所幸的是,这样的云,已经开始飘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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