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自然与人类演进规律再研究

生命之轴与自然优化律

　　无论是狭义进化论所论述的物种由低向高级的演进，还是“广义进化论”所研究的从分子、细胞、个体、社群、群落以至到整个生物因子各个层次的进化驱动机制，进化论本身都似乎无法对进化的“始动”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我们来对老子《道德经》作一番“始动学”研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章中，老子描绘了道的“无名而始动”的自然自在律。以“无”而肇始，以“有”而化万物，与亚里斯多德“不动而始动者”的神颇为相似，而这一点，不只是与米利都学派的一元观相通，也与另一个重要的斯多噶学派的自然宇宙决定论相同。斯多噶学派始终认为自然就是神，而一切事物都是自然体系的一个部分，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自然律”造成的结果，所以，生命个体的意志当从属于“自然”之目的，这样才能使生命与“自然”相和谐，而德行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表达。如此看来，无论是东西方人类，在最早期的哲学思想中，都涉及到了相同的一个共同源泉，无论它的名字和称呼有着怎样的不同，它的本质则都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发展并延伸到今天人类的诸多思想里，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权力等等，在忽略掉宗教的影响之外，成为了绝大部分人类所共认的“普世价值”。某种意义上，亦是米利都学派的“宇宙一元精神”和斯多噶学派的“自然宇宙律”和中国老子的“道法自然律”，对此，老子更是专门论述如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宇宙最根本之道就在于自然，有着“独立而不改”的自动自始之规，这与亚里斯多德在逻辑学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也颇为相近。观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发现，达尔文恰恰是放弃了对大前提的论证而得出物种起源的结论。

　　现在，我们有必要开始就“亚氏大前提”所涉及的“自然律”作出一番论证。

　　显然，人类在很早之先就意识到在万物之上存在着一个统治者的力量存在，并推动一切造说出包括我们在内的“生之巨轮”。与斯多噶学派同期的伊壁鸠鲁学派，似乎恰恰是从“自然律”的两端来认识自然本身的。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构成“自然之神”的实质，它的意志渗透于万物之中，因此，斯多噶学派强调了个体意志向自然意志的崇尊和归附，从而获得自我生命意义的最高“德行”。而伊壁鸠鲁学派则从个体命运的自我一端追溯“生之巨轮”的缔造之神，强调隐忍与苦修式的自我解脱，并由此而看破一切凡尘得到生命之恬静善美的真义。

　　我们从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中，都可以得到关于那个超然于“生之巨轮”之外的永恒时间中的“自然律”，并将它作为生命获得“德行”和“启示”的源泉，芝诺更将之视为“命运”与“普遍的规律”，亦是中国老子所称的“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的万物造化能量，显然，这条系之于自然之能与万物之种的生命纵轴，是开启自然奥秘的一把密钥，也让我们突破单一时间维度的困绕，而真正理解到久远年代之先，那些巨人伟大思想的真实源头。

　　那么，这个造育万物的“自然律”是否还有着其它的规律？这条启迪万物的生命之轴有着怎样的形态？它赋予了“生之巨轮”怎样的本性？生命诞生、演进、变化、淘汰以及周而复始之间，究竟还有着怎样的内在奥秘？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倡导的“哲学王”，还是亚里斯多德最先提出的国家政治的存在就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非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或者是达尔文所发现的物种在某个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异，种种昔日的哲学与现代科学都将一切研究成果指向了共同的一个方向：一切事物变化的趋势中包含着自然律中的某个使命方向。

　　我们从亚里斯多德强调的“国家的目的就是善良的生活”到“政治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再到今天众多经济活动领域中所倡导的服务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青少年拥有更好的品质道德与创造性，政治的发展就是实现人类理想大同。从中我们可以通过诸多细小的产品、服务与各种经营行为得出隐藏在所有人类活动背后的某种规律性结论。有众多的事例和举证可以说明，“自然律”中包含着一个持续的“优化”趋势，它不仅仅指物种，也包括自然界中的环境，包括有机与无机共处的生态系统，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出生到成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全部过程，自然将一个“优化律”深深地嵌入到万物的变化规律之中，它使我们在看到并发现变化之时，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使命和目的。

这就是优化律(Optimization Law)。

　　如果观察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发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无论是朴素哲学还是原始数学，人们的思想主要关注于世界产生的元素与事物变化的朴素辩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时代，灵魂与智慧开始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并引入了真理、正义和美德，然而，这些真理与美德仍然只是哲学家们个人的追求，所以，这也使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缺少了“神性”。亚里斯多德时代，“理念论”被“理性”与“神”所替代，神被表述为永恒的、完美的，并具有神圣的思想，而人是可以增加自己天性中的神圣的成份，并且这样做将达到最高的德行。在这里，无论是最早朴素哲学思想的“一元宇宙”还是自然之“道”，神格的完美属性的确立使自然宇宙拥有了与人类知性共通的善美型格，同时与幸福和灵魂的活动相统一，产生出诸如理智与道德、伦理与德行的自然人文观。在此，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人类善美世界观的开启，值得说明的是，自然的善美观并非简单等同于当今社会流行的善美价值观，而是一个形而上的内在趋势之道，化而有形，则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和心灵幸福感，非为炒作与喧哗的产物，以优化律来解释，则可以说明为物质与精神的最优匹配。

　　所以，当进化律开始被怀疑，优化律则作为对自然律的内涵而得了呈现。或者，达尔文所观察到的物种“进化”，实则为物种在自然优化的某一阶段表现。而对于绝大多数受动于自然律的物种而言，它们的“优化”更多是个体生命在更大的“生之巨轮”中的细节更替，它们本身并非代表“进化”的结论，而恰恰只是证明生命世界遵照自然律而向未来优化的一个进程刻度。如果人类在近代文明以来就理解了这种优化的自然趋势，那么，人类诸多违逆自然律的一些行为也许会得到矫正，从而使自然世界与人类相处得更加和谐。显然，现代二百年以来的人类自身发展，在许多重要的步骤上失去了这一更大的法则准绳。

优化律与受动和始动的趋势演进

　　依据自然不动而始动的定义，优化律乃是自然律中的本质动因。

　　亚里斯多德将自然宇宙万物之存在从柏拉图的“理念”归结于“实质”，并指出实质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可感觉又可毁灭的，它包括了所有的无机物与有机物；另一种是可感觉但不可毁灭的，它包括了最大的宇宙天体；再一种则是既不可感觉又不可毁灭的，亚里斯多德将之指为人的理性与灵魂以及自然万能之神。这一论说与后来马斯洛在人类需求层级理论之上提出的“人类应当懂得膜拜远远大于自己的事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奎那把世间之物区分为受动和既受动又能始动两类，而属于“真理”的上帝则是非受动的始动者。受动同时又能够获得始动，在自然优化律造就的万物之中，人类可以被认为是其中最具其特质的一种。

　　仅仅受动而缺乏始动，这种事例往往表现为无机世界，所以，无机世界的演进，则几乎完全依赖于施动的更大始动者，即自然律的优化与协调。无论是岩石的风化，大陆板块飘移，或是太阳系的引力圈，地球的公转与自转，我们都可以看到始动者对于物质的巨大掌控力，同时也看到自然使之不断优化的能力。

　　当太阳的能量由北回归线移到南半球时，地球表面的气候变化使有机生物们变得主动适应。受动与始动的特征属于所有有机生物，从细胞生长到分裂，胚胎发育到生命诞生，植物的开花授粉与结果，动物的反应到简单记忆，等等这些，都表明受动与始动相互作用的机理，也带有明显的优化轨迹。在非洲草原上，没有一只未受伤的羚羊不会长于奔跑，也不会有一头狮子不善捕捉猎物，而人类，就是在这个受动与始动秉赋中渐渐演进，并成为迄今为止对自然优化律认识并掌握最多的一个高等物种。达尔文所探究到的，正是生物这种受动与始动所产生的演进结果，唯一的差别在于他忽略了施动者的最大存在，而将演进的能力完全定义在物种身上。显然，今天的更多证据正在揭示这一结论的明显缺憾。

　　在此，我们可以将优化律(Optimization Law)视作为自然宇宙自我演化的使命，同时也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永恒运动。如果以某种不大确切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可以举出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例子，尽管人类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会犯下无数的错误，然而它在方向与趋势上却在人类生长与发育的千万年中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自然优化律在世界各个已知领域中留给我们的证明是如此繁多，以致于我们无法拒绝任何事物皆是自然优化至今的结果这一结论。

　　人类对于自身脑科学的研究仍然是这个巨大微观世界的极小部分，然而仅仅就是这极小的一部分，就已经足够让我们惊叹人类大脑在自然优化律下所达到的伟硕成果。同样，我们从人类的身体平衡之外也可以找到一只蚂蚁的诸多优化特征：它们太过微小，所以只能发育出用嗅觉和触觉来进行交流。蚂蚁的触角是一对，即能辨别气味的强度，也能辨别气味来源的方向距离。一个蚂蚁如果发现了食物，它就会在回家的路上留下一路的气味，其他的蚂蚁就会沿着这条路线去找食物，并不断地加强气味。如果这里的食物被采集完了，没有蚂蚁再来，气味就会逐渐消散。如果一只蚂蚁被碾碎，也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立即引起其他蚂蚁警惕，都处于攻击状态。即便是这样的小小物种，蚂蚁也像人类一样属于群集而居的社会性昆虫，而且有着极强的恋巢性。它们大多数都筑巢于地下，一般以窝为一个大家庭。一窝中有蚁王(雄蚁)蚁后(雌蚁)，由工蚁专筑巢、觅食、育幼等，更有兵蚁保卫全家安全。好莱坞的《蚁哥正传》向世界的人类很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蚂蚁王国的故事。

　　在更大的自然施动者面前，蚂蚁们也作为受动者而可以通过始动能力进行自身的调节。它们在气温中的适应度很宽，在15℃～40℃之内都可正常生长，但最佳温度为25℃～35℃之间，到了低于10℃的冬季就会进入冬眠。同时，令人惊讶的还不仅仅如此，许多人并不知道蚂蚁属于“完全变态”的一类昆虫。当一窝蚂蚁达到一定数量时，蚁后就提前繁殖出雄性蚂蚁和雌性蚂蚁，时机成熟后雌性蚂蚁飞出窝巢，在达成交配后建立起自己的窝巢开始繁殖后代，这样，一个新的蚂蚁家族便宣告诞生。在这里，所谓的“完全变态”就是由卵到成虫要经过幼虫期和蛹期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中，异态成为了蚂蚁生涯的常态。

　　如果我们将蚂蚁的这种“完全变态”应用于人类生命繁殖的不同阶段，那么，也可以看到优化率在人类生命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异态性：从受精卵到胚珠，既而在羊水中孕育成胎儿，再至诞生出世，然后在母体外发育成长，直至风霜老去，这个过程中，人类生命个体同样也经历了几近于“完全变态”的各个生命周期。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人类大多数并不知晓我们的生命曾经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历程。在大自然优化律之下，如果延伸一下人类的想像力，那么，想像人类还可以某种类似于灵魂或粒子的形式而存在，也就成为了一些可能。而这正是亚里斯多德们早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牛顿爵士最后开始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要排除人类作为一种受动于更大的自然律的物种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必须坦诚我们只是自然宇宙世界中众多的生命物种之一，仅仅如此，而且，我们更有可能因为“完全变态”的自然生命演进史而无法真正探寻到自我在其它维度的形态，哪怕是最具记忆力的一个人类成人，也无法回忆起他在母腹中的情景，当然也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梦境的真正意旨。但同时，使我们又能倍感到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荣誉与自信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始动力，这种力量使我们拥有思考和创造的能力，也有不断改善自我和追求完美的能力。不过，人类对此又必须予以警醒，因为这种能力并非我们所终有，因为我们的生命毕竟源自更大的自然优化律，因此，所有的受动与始动的能力，都必须接受自然优化律的最终指引，一旦我们违逆，其结果会很难堪。在最近的数百年人类社会史中，这样的挫败之例层出不穷，而当我们以自大和妄想作为一种征服世界的手段时，自然优化律就会把我们彻底击垮。甚至，我想，自然大有可能会发动蚂蚁们来对抗并打败人类。2008年在全球暴发的自然灾害与飓风，以及波及到人类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还有人类自身的价值体系，都不约而同地指证了人类始动所发生的错误。马克斯.韦伯所指“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还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的人类境遇，恰是百年之后的当今真实。

　　因为我们，或者人类整体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忘记了我们来自何处以及将去何方？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最大危险来临时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