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并不反对儒家的礼义，认为这于个人修养与社会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但得行之有度，譬如居丧，他主张“ 铜棺三寸，服丧三月”，而无须过于铺张并多少年地守下去。他所痛斥的是繁礼，说“其乐越繁，其治越寡”。这之间并不成正比，应当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更加切合实际的活动中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教育思想，那么正是实用主义。
墨子反对空洞抽象的知识，认为只有众人听得到看得见并且相信的才能称为知识，这预示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用，顺着这个道路前进，则理论思维渐渐成为我们民族薄弱的一环。像数学，在中国古代就只是一种“算术”，祖先发明了算盘这样实用而高效的计算器，却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数学理论体系，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乃至现代数学的各种基本概念都不是中国人创造的。抽象的东西至少在开初阶段往往无用，得有非实用的耽溺精神才能沉缅其中，而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么一种精神。将近两千年后，文革中毛泽东发起过一个教育改革运动，所遵循的至少一部分思想正与墨子相近，我记得中学课程除去有关政治的以外只设“工基”与“农基”，以完全实用的方法来编排相关知识，而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本身的知识系统及其完整性，这种做法所以一时间能够风行，恐怕正因为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但这种做法并不泛积极的一面，仍以现实为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育方面发生的若干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课程设置等等都变得实用了，即更加适合市场的需要。毕竟一个国家不能只耽溺于形而上的哲思，首先得发展生产。
墨子的实用主义还包括了知识应当本乎大众利益，学问要适合环境等等内容，含了相当的民粹主义成分，因此尤其合于革命时期的需要。他的教育思想虽然并非历来的主流，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却影响深远。墨子并不把理论停留在口头上，他提出“非攻”，随后就研究出种种守城的办法，据说有六十六种之多，甚至发明了一些很起作用的机械。自己平时以身作则，乃至跟着他的学生也都是“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这种以艰苦的生活来磨炼人的做法至今仍然值得借鉴，尤其当经济发展之时，一种贵族主义的倾向正在某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出现与蔓延。
考察墨子的教育思想使我们看到，中国虽然历来独尊儒家，思想资源仍是多元并十分丰富的，也一直在发挥着实际的影响。从这些资源中可以找到各种至今仍然有用的知识。当年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思想的唯一标准”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那与墨子的思想其实一脉相承，但两者之间确是存在渊源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