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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成长史——罗伟章的《逆光》读后(评论)/何志云

(2020-06-03 09:55:25)

     新年伊始,做第一件事就是读这部《逆光》。罗伟章的名字不生疏,作品一定也零星读过一些,只是记不得是不是有缘见过,惭愧的是,他的作品于今基本记不起来了。文坛犹如战场,身临其境才会有刻骨的体验,记忆于是就铭心难忘,而我确乎是离开得很久很久了,偶尔有心无心遥望它一眼,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风景。

     一上午读完这部《逆光》,印象不可谓不深,但内里总有些东西让人惘然。故事的起因不算复杂:我——杨浩,二十五岁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赶出”是杨浩的感受,不免夸张了些,实际情形是父亲给他买了套不小的房,说:“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父亲是催他快快成家立业——杨浩大学本科读了韩语专业,毕业了拒绝保送读研,一直窝在家里,货真价实一枚“宅男”无疑。即便杨浩自述并不“啃老”(他靠给韩国电影翻译字幕为生),但既“宅”在家里,终日在父母和外婆眼前晃来晃去,再是宠爱他,也总会觉得不正常。

   但在杨浩眼里,“不正常”的,恰是他的父母和外婆。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即入车行,如今是成都一个不大不小的轮胎王,当然是事业有成。杨浩却认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母亲呢?“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外婆当然更是不用说了,一个被女婿养活的的人,她这么看待自己。

  杨浩看不起父母外婆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他鄙夷这种价值观,尤其是它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杨浩只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能够被解释的,自然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不能解释的才令人神往。杨浩毕竟年轻,他在不可解释处寻找寄托。他终究还是年轻,不懂对确定性的鄙夷也是一种确定。杨浩其实是要靠确定的鄙夷,来获得自尊,来面对父母。

  所以是杨浩弄复杂了问题:父母外婆无非要杨浩承担起男人起码的责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轻描淡写说一句“我只是没有兴趣”作为打发。他还曾振振有词:“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仿佛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也是杨浩一类年轻人的通病:用诗意屏蔽常识,把别人的理所当然,迅即拔高成“三观”冲突。杨浩实在是个在父辈的羽翼下还未真正长成的男人——不失为可爱,却不免矫情;蔑视社会名分,于人世却无根;面对大事小事,动辄从理论的高度寻找支撑,实际是为了找一份宽慰自己的理由。

   医治这类通病的办法只有一个——赶出家门,请他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里,去见识社会的风风雨雨,体验人世的百般滋味,最终去回答:我是谁?我在人世要做什么?

   成都一个“以忙为醉”的轮胎王,用最朴实最简单的办法,对自己终日趴在“瘟床”上的儿子,开始了哈姆雷特式的启蒙。

  

   下午第二遍读《逆光》:杨浩被赶出家门以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不消说这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者的着力之处。

   住进河风苑小区的杨浩,当晚可谓得其所哉:他不用轻手轻脚起来上厕所泡咖啡了;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和书桌,这恰是父亲为他置备的;他把准备好的蓝笔、红笔和铅笔依次往桌上扔,诗意地想:“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也是自由的声音。”他甚至注意到,厨房里干干净净的灶台和地板,“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但他不想说这些,只想“这就是我的自由”。

   “自由”的杨浩,首先认识了对门的陈叔和姜姨,一对年逾七十,拎着大包小包上下楼的老夫妻。接着,他开始熟悉南门外的饮食一条街,东门的公园,公园边的摸底河,总在河上盘旋叼吃小鱼的两只白鹭。饮食一条街上挂着“阳光快餐”招牌的小车(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那些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的,让他“有种被分割的疼痛”。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摸底河里的小鱼在蒲草上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白鹭呢?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它们要飞向哪里”?

   民间社会泼辣火杂的生活打开了杨浩的眼界,他的眼睛看到了他人,用他的话说:“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他开始知道有个世界而世界是个整体。他从习惯的孤傲不群,开始警惕和拒绝孤立了。联想使他关注他者及与他者的联系,而意识到整体里的孤立并有心警惕,就有了起码的谦虚。敬重须从谦虚里发芽生长。那里才有关于“我”的真正位置。

   接下来的一切于是就顺理成章——

   陈叔和姜姨不辞辛苦,往七楼楼顶上运土搭建花台,种上石榴和各式蔬菜。他饶有兴致陪着他们搭架培土撒菜籽。然而子夜时分,对门传来他俩的吵架声,尤其是姜姨“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却令他夜不成寐。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他听出了忧伤:“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他甚至在大雨过后听到小区的蛙鸣,关心青蛙“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想起大二那年在川西高原,见到一个男人挖出鱼肚里的鱼子,让儿子带到高山上埋了的往事。

    这个男人交代儿子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杨浩就在人世间这片海子里开始苏醒,有了感受有了知觉并且关注他人,他慢慢恢复成正常人。陈叔姜姨之间,开始于下乡知青和赤脚医生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令他感伤于如今的姜姨:“她忘记了打出血泡的手,忘记了红肿的肩膀,还有吃过的狗肉。”吹萨克斯的大肚子男人,为了一只独眼流浪猫的死活,愤而搬离小区,临走前甩下一句话:“一个不能让野猫野狗存活的小区,不配我住在这里。”杨浩觉得“河风苑静止了。静止得像是没有人”。他开始想起,外公的死,给外婆带来的非同寻常的伤害;想起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随着斑鸠一声声叫着,爷爷说出一个个人的名字,三百多个亡灵在斑鸠声里盘旋在清冷的村庄上空;他开始常常想家和回家了,在试图更深地理解父亲中,意识到“他像男人一样活着,也有男人一样的悲怆”;他甚至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那么刺耳了,因为和陈叔姜姨争夺遗产的亲属,以他们的儿子没曾生下一个孙子,频频说是“报应”,他竟会认为“他们骂的是我父母”……

   杨浩的心就这么柔软起来。他对人世有了感情,随即连带着找到了位置。这位置的确立,靠的不是联想,而是靠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他在人世长出了根,滋润他变得兴致勃勃,用他的话说,“我兴兴头头地开始工作”——不仅帮着陈叔姜姨给租客开门看房,还帮忙到楼顶浇花。读着描写他清晨浇花的那些文字,真让人喜不自禁,那是一个心地如晨光般澄澈,朝气勃勃的青年的感受,敏锐而细腻。尤其是如下一段:

  “情不自禁的,我面朝南方。城市像一滴巨大的墨水,城市里的人,在黑暗中显得那样亲密无间,休戚相关。我说不清父母和外婆在哪一片区域,但我知道他们在,这就够了。晨风轻起,从我裸露的手臂上滑过,晨风里有城市的气息,也有我自己的气息。”

  人与人的亲密无间,休戚相关;知道目光所及处有父母和外婆;这让他闻到了自己的气息——一种正常人应有的气息。

  

  高潮发生在那件“谋杀”案——

  陈叔姜姨出租了对门的房子,仅主卧就住进了7个人: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一对二十多岁的小夫妻,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还有个送快递的男子。一张大床分成两半,中间用箱子隔开。阳台上铺着两套卧具。估计是老夫妻和小夫妻睡床,阳台上睡两个女子和那个男子。这当然也是人生,现实而不容回避的人生。

   杨浩只对某个声音熟悉:一个女子,每晚七点喊着“老公,老公”!某个黄昏他上楼浇水,见一个女子站在花架底下,听声音知道是她,“那是蜜蜂被自己酿出的蜜黏住了翅膀的声音”。女子上班骑自行车需要一个钟头,在这边租房子,是为方便老公。杨浩看了她一眼,“她脸上长了许多小痘痘,眼睛很清亮,清亮到无辜”。

   爱,就是为了所爱之人的无条件付出。杨浩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不找女朋友,不结婚,并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恐惧。” 他害怕重复的生活,却也深知只要爱,就不重复。“可我能那样去爱一个女人吗?当女人一遍一遍呼喊老公的时候,我能给予足够的回应吗?当女人被自己酿出的蜜捆住了翅膀,我能说那蜜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在蜜里同生同死吗?还有那个小东西呢?还有我自己呢?”杨浩拷问自己,拷问出了恐惧的背后,恰是自我的患得患失。

  他去韩国参加崔至清教授发起的国际讨论会,教授的女博士生跟“她”长得很像,那声音也像“她”,于是杨浩把“她”告诉了她。她听了说:那女子跟她老公成一个人了。边说边笑,笑得很神往。而杨浩本来以为她会说:那女子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了男方。回国后他去看爷爷奶奶,照例被问起婚事,他想起这个女博士生,虚构了一个留学的女朋友,姑且叫“叶倩”。

  春节,房客大都回家过年,年轻夫妇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晚上传来他们说笑的声音。杨浩觉得,“这幢冷清的楼房,因为有那对小夫妻,就有了呼吸。”然而第二天警察找来——年轻女子被掐死了,嫌犯竟然是死者的老公。这时杨浩才知道,他们只是谈恋爱的恋人;最后,在男人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他告诉法官:他没有杀她,他和她是“爱死”的。

   作品无须描写杨浩此刻翻江倒海的心情了。如果说,杨浩离家后的所见所闻,对他而言都是情不自禁的反省,那么,为爱而死对他就犹如当头棒喝了。面对母亲外婆的挽留,“我对她们说,我要去一趟韩国,回去收拾一下。”

  一瞬长于百年,杨浩终于长大成人。

  小说初读觉得有些芜杂,细品却品出了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把情节主脉有意打碎,隐伏进断片似的人物心理细节。在我看来,塑造人物的成长过程,相对于生活细节,人物的心理细节更重要也更难以把握,尤其是作品不想直奔主题的时候。因此,《逆光》的叙述与其说靠情节推进,不如说靠的是场面和心理的拼接,文字的细密就在情理之中。作者致力于文字雅致清丽的传达,倒使得芜杂细碎成为了风格。我疑心作者喜欢过诗,也对哲学下过一定的功夫,作品中杨浩的自我表达,常见有诗意与哲理缠绕,便使得琐碎庸常的底层人生,平添了悠长的诗情和凝重的哲思。

  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一路走来,在积累知识、陶冶品格的同时,也可能积攒起一个漫长的梦魇。因此,年轻人的真正成长,说穿了恰是要挣脱梦魇。杨浩从对责任和义务的恐惧,到爱的突醒,乃至意识到“两个人活成一个人”,这过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重要的是,是民间和底层人生,帮助他离开了联想和想象,也帮助他离开了对种种理论概念的依附——女博士生说得真好:中国古诗文多为实写,我们却当成了联想或想象。她不说“写实主义”,说的是“实写”——杨浩在与底层民众的休戚与共里,终于发现并听到了真正内心的声音。这里的挣脱梦魇,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那是一束逆向而来的光芒,凌厉却真实,照亮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救赎之路。梦醒时分怎样了呢?恰如作品中所言——

   人类文明的根本使命之一,是艰苦地求证“我”的重要,可是今天,我发现了这种求证的虚妄。“我”存在的意义,是见证他者,并在他者的存在里发现“我”、塑造“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意义。

 

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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