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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重生路(报告文学)……贺小晴

(2013-04-22 10:25:46)

    今年512日,是汶川大地震5周年。5年前,猝然而降的大地震无情地剥夺了近十万百姓的生命,也残酷地留下六千余个失独家庭。独生子女的夭折给这六千个破碎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创痛?本刊特约身居灾区的绵阳女作家贺小晴走进这个特殊群体。这是我刊对汶川灾区的又一次深情凝视,作者通过对不同丧子家庭再生育的近距离采访,揭示出失独家庭重生子女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

 

 

艰难重生路

   ——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

贺小晴

 

  “5·12”汶川大地震,有6000多个家庭失去孩子。这些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被广泛认同为“最伤痛的群体”。

  地震后,这些“最伤痛的人”生出强烈意愿:再生一个孩子,让逝去的生命“轮回”到新生命中来。

  据统计,地震造成的6000余个失子家庭中,有再生育愿望的达5000多个——单从数量上看,这场地震后的大规模生育行为就非同寻常。

  在绵阳,尤其是北川地区,有再生育愿望的家庭占据整个四川地震灾区一半以上。

  如今五年时间过去,这些地震丧子家庭走过了怎样的路径?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房屋的修建是灾后重建的外壳,是形式,那么这些丧子家庭重新拥有孩子,便是灵魂的重生,是心灵和情感的复苏和回暖。透过再生育过程,我们看到的是灾难中,人们对生命的膜拜、尊重和永不放弃的追寻。是的,不管生育的结果如何,也不管失子家庭有着怎样的悲喜与苦乐,这些人、这些家庭,正用他们艰难的经历和不屈不挠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新生命、新生活的礼赞。

 

第一章 打击

 

  20085121428分,四川绵阳古建筑钟鼓楼上,时钟永远定格在那一刻;定格在那一刻的,还有北川唐家山上,大水村一家农户的时钟,它那古老的造型,巨大的钟摆,地震时从呆了若干年的墙上摔下来,一头扎进山体,至今没有姓氏。停摆的不光是时钟,还有无数的生命。据民政部报告,5·12汶川大地震,共有68712人遇难,17921人失踪;据四川省计划生育部门统计,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8000余个,其中死亡和失踪6000余个。一场地震,6000余个稚嫩孩子的生命瞬间丧失,6000余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天塌般的苦难挣扎之中。

 

1.啥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

   

  杨建芬的日历表上永远有一个分水岭: 20085121428分。

  那一刻前,她是幸运甚至幸福的。丈夫是个包工头,在外地做工程,家安在城中心一幢让人羡慕的楼房里。尤其是女儿方娟,人漂亮,成绩好,有一头人见人爱的长头发,用几根不同颜色的橡皮筋扎着,成为学校里最惹人瞩目的女生。她本人在北川大酒店上班,因为性情开朗,人缘好,那天本不该她值班,却被酒店的姐妹邀回酒店吃午饭。正吃着,地就那样晃起来。

  她是第一个跑出酒店的。跑出来时,她看见面前的地开了,又合上,又开,又合,她抱住一棵树,才没被开合的地面吞进去。回过神来,她看见腿上的血淌出来,像地泉一般冒着泡。

  女儿。女儿在北川中学。这是她跳出来的第一个意识。直到这时,她也没意识到,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已经全变了。

  她想往北川中学赶,可是身旁的姐妹说,杨姐,你莫走,我找娃来背你。找来的娃又背不动她。那时的她实在太重,160多斤。娃们只好扶着她,来到空旷的地方坐下。

  那一夜,她只是哭。半夜两点,有消息传来,说北川中学全垮了。

  她又哭。旁人却说,杨姐,你莫哭,你心好,方娟肯定没事的。

  她居然信了。心想,摇起来时,女儿肯定会跑,会跳楼。女儿方娟16岁了,170的个头,能歌善舞会打球,遇到了危险,她肯定比自己反应还快,即便是跳楼受伤了,也会被人救起,送去医院。

  这种假想一直支撑着她,让她越想越真切,越想越确信不疑。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她被救援部队背到北川中学。

  她看见女儿所在的那幢楼,已垮成了一堆渣子。有人正在用铲、用棒、用手刨着废墟。

  不见女儿。

  她抬起头,望向天,想象着女儿教室所在的五楼,心里又一次确信,女儿一定是跳下来,被人救走了。

  当天,她跟着逃难的人流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在体育馆,她听人说女儿没出来,根本没往下细听,只问,他们任老师呢?

  任老师是女儿的班主任,女儿是班长,任老师对她非常信任。除非任老师亲口告诉她,否则谁的话她也不信。

  可是那人说,任老师也没出来。

  第二天,杨建芬同外出打工赶回的丈夫方永昌一起,开始寻找女儿。但他们寻找的地方是医院,依然确信女儿还活着,只去医院寻找。

  寻找的过程中,她想起女儿小时候的事。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让她跳舞,搬开茶几就跳。跳舞时,她那一条长辫子,人见人爱。她还记得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了,女儿心疼得哭起来。女儿说,头发是外婆给你的,就像我的头发是你给的。妈给女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头发。

  女儿除了4个月大时,剃了一次胎毛,从没剪过头发。

  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垂至膝弯,上课时,她就拉至胸前,放在膝盖上,不让同学触碰。

  一个个医院找遍了,没有女儿。516号,杨建芬和丈夫回到北川中学时,碰到了一名男生,男生叫住她,问,你是找方娟吧,她被弄走了。

  她有些迟疑:你怎么认识我女儿?

  谁不认识她?她的头发那么长,又那么优秀,学校里没人不认识她。男生说。

  她又问,她被弄走好久了?男生说,昨天。

  弄到哪家医院去了?

  面对她的问题,男孩不敢往下说了,愣了愣,道,弄到火葬场去了。

  杨建芬一下子瘫了下去。

  可是回去之后,女儿还活着的假想重新占据了她。

  不可能。女儿要走,也是去绵阳,去成都,去更好的地方,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她还记得地震前,女儿本来已考上绵阳一所重点中学,可是任老师不放。任老师说,女儿是班长,又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像她这样的学生,在哪里都是优秀的,都能考上好大学。

  大约是地震前的一个星期,为了女儿去绵阳读书的事,杨建芬专程来到学校,与任老师交流。从早上9点到12点,整整三个小时,他们谁也没说服谁。唯一的收获是她知道任老师对女儿好,女儿生病了,任老师为她拿药,还把饭打到寝室让她吃。最终任老师表示,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会放她走。

  杨建芬被逼急了,编了个十分蹩脚的理由:她的字写得孬,理科成绩也不好。

  任老师说,我晓得她哪些好,哪些不好。她的理科弱一些,我找理科老师为她补。至于她的字,我们的黑板报都是她写的,你说她的字写得好不好?

  女儿最终没能走成,却突然没了踪迹。这是个无法释怀的乱局。如今任老师也不在了,怨天,怨地,怨谁也没有用。正是在那段时间,杨建芬做起了志愿者。

  做志愿者也是为了女儿。女儿在时,就喜欢帮助人。自己的饭卡借给同学打饭,还不让人家还。她是班长,哪个同学生病了,她陪同学上医务室,帮同学打水打饭。要是女儿回来,女儿知道她做了志愿者,一定会很高兴。

  从九洲体育馆开始,她就戴上红袖套,搞卫生,分发食品,帮助老年人上厕所。不能停,一停下眼泪就往下滚。她帮别人,可是没人能够帮她。等天黑了忙完了,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矿泉水,十几天下来,人瘦得脱了形。

  如今的杨建芬,140来斤的体重,整整瘦了20多斤,再也没长上去。

  令人惊讶的不光是杨建芬变了体形,同时改变的还有她的发型,她留起了长发,也像女儿一样,用彩色的橡皮筋一根根扎起,垂在身后。

  这期间,她作为志愿者在永安安置点做饭时,见到了一位从重庆来的志愿者女孩,长头发,戴眼镜。她又哭了,硬说女孩长得和她的方娟一模一样。

  200810月,杨建芬已在永兴板房区住下。一天,一位邻居对她说,我看到你女儿了。

  在哪里?她问。

  碟子里。

  你女儿的头发是最长的。邻居又道。

  她便缠着邻居不放,要看碟子。邻居拗不过,只好千叮万嘱她不能哭。

  她说嗯,不哭不哭。碟子放出来,她哭得差点晕过去。女儿被压在一排学生的中间,第二个。密密实实的学生挤压在一起,女儿是被憋死的。

  200810月下旬,杨建芬得到通知,去绵阳市公安局做DNA鉴定,又去翻找电脑里的档案,编号10737,就那样映入她的眼睛。

  啥都不认,就认她这把头发。脸上红嘟嘟的,就像睡着了一样。仰起的头部,下颌有道缝合的伤口,那是女儿上体育课时摔倒了,去医院缝合的……

  尘埃落定,杨建芬欲哭无泪,可还是哭,是干号。

 

2.假想儿子被救走,去了远方

  

  地震前,蒋洪友的生活可说是顺风顺水。他们家的那幢五层楼房,坐落在北川老县城闹市区,一楼做门面,二楼经营着一个市政规划的公厕,三楼以上住家。妻子傅广俊主内,除了操持家务,就是到二楼守公厕,挣得一份收入。蒋洪友主外,是个颇有名气的包工头,工程做完,扔一沓钱给老婆,牛气十足。

  令他们最感骄傲的,是他们的儿子。

  儿子蒋孟岑16岁,在北川中学读初三,因为成绩好,很受老师器重。有一次,蒋洪友去开家长会,亲眼看见全班58个人,桌椅板凳挤满了一屋,他们175的儿子被安排在第三排,电杆那样杵在中间。散会出来,蒋洪友知道那是老师照顾儿子,心里既得意,又有些过意不去。

  地震就那样突如其来。

  地震时,蒋洪友从家里的五楼摔到二楼,髌骨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他的妻子傅广俊在二楼守公厕,被甩到了十多米外的马路中间。说起那一幕,傅广俊至今还有些恍惚:

  天突然黑了。灰呛得人出不了气。周围都在垮山,垮房子。她觉得自己一定活不成了,就是不被压死,也会被呛死。

  摇晃终于过去。突然就没有人了。她看见丈夫蒋洪友从石堆上出现,竟脱口而出:你还活着?

  事后傅广俊说,蒋洪友一直都在埋怨她,怪她不会说话。可傅广俊说,那时候的情形,周围全是山,不晓得人去了哪里,不晓得家去了哪里,突然看见一个活人,还以为见了鬼魂。

  但傅广俊埋怨丈夫的理由更深切。当时的蒋洪友受伤了,他用窗帘布扎紧膝盖,拖着腿就去救人;还冒死为一位老大爷跑去药店拿药,组织人把重伤员往外转移。傅广俊坐在地上,想着还在学校里的儿子,只有哭。

  当他们赶到北川中学时,已是512日深夜。

  此时的蒋洪友已不能动弹。腿肿得太高,不能弯曲,只能在一张高凳子上坐着。找儿子只能傅广俊去。可是天黑了,看不见也喊不应。她只能一个个翻看尸体。救援现场,掏一个学生出来,她看一个。没有。

  第二天,蒋洪友的腿伤加重,被送往位于绵阳的富临医院治疗。

  在傅广俊的心底,总有一份积怨,觉得是丈夫救人耽误了时间,是丈夫的腿伤耽误了救儿子。

  离开北川中学时,蒋洪友夫妻已有了预感。可是越有预感,越要逃避这种感觉。他们采取了与杨建芬相同的态度,假想与深信:假想儿子被人救走了,去了远方;深信儿子还活着,不可能遇难。

  一个16岁的活鲜鲜的生命,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头天临走,他还跟母亲说,他要打球,要穿那件蓝色的球衣。

  再说,俗话说得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什么都没见,怎么能说儿子就没了呢?

  之后,蒋洪友被转往武汉住院治疗一个月。

  再回来,他们在位于绵阳附近的永兴板房,有了地震之后的第一个家。

  在这里,夫妻俩靠着相互哄骗度日。他们猜测儿子可能去的每一个地方,梦想着某一天,儿子破门而入。可是嘴上越说得热闹,心底就越发清楚,儿子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之后是长久的沉寂。夫妻俩对坐着,互不看。看一眼就生裂裂疼,尖厉厉痛。像许多绝望中的男人一样,蒋洪友抓住了酒。喝完酒,他便仰躺在床上,嘀嘀咕咕:儿子,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应我,你为什么扔下我们,不让我代替你走?

  直到200810月,夫妻俩来到公安局,作DNA鉴定,儿子遇难的事实成为铁定。

 

3.曲小寻女,声如啼血杜鹃

  

  与杨建芬和蒋洪友比,刘文忠的经历更理性些,伤痛与悲怆却同样尖厉。地震时,在北川电力公司他的办公室,他冲去坝里,地根本站不稳,他只好死死地趴在草地上,紧紧地闭着眼塞住耳朵,即便如此,耳朵里还是塞满了天崩地裂的各种声音。

  抖动的间隙,他抬头看向县城方向。漫天的黄沙,县城根本看不见,而曲山小学二楼,12岁的女儿刘羲蕊正在那里读书。那一刻,他已不是在操心女儿,而是在操心整个学校,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复现学校的样子:进去就是一个操场,操场的面积比公司的草坪大多了。就算女儿在教室上课,可教室在二楼,小孩子跑得快,应该没什么问题,女儿一定是安全的!

  自我宽慰是所有恐惧者的本能反应。但同时他也明白,一刻没见到女儿,他的心一刻也不能安稳。可眼下,公司的所在地,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龙王滩,已经险象环生。往县城去,前面隔着湔江,而湔江的水,此时全变了样。江水浑浊不说,且像煮沸了一般冒着泡,偶尔还腾起一人多高的冲天水柱。谁也不知道江底发生了怎样的裂变,谁也不知道江水究竟有多深。

  强渡!他站出来,主动要求去探路。事后他承认,面对那样一江江水,不恐惧是不可能的,谁也不知道这一脚伸出去,会是怎样的结果。但他必须去冒险,因为他的职责,更因为他的女儿。他率先一步,弯下腰,伸手探进水里。

  水不烫!水不烫的话,就可以试着下水了。他第一个伸出脚,迈向江中。在他的引领下,公司的人一只手拉一只手,形成一道水中人墙,一步步试探着向纵深中蹚去。

  上了岸,他直奔曲山小学。

  到了学校,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幢他十分熟悉的教学楼,因为庞大,从中部拦腰垮塌,背后的景家山大面积滑坡,将教学楼推出去好远;印象中十分宽阔的操场,此时已所剩无几。到处是哭天抢地的家长,到处是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到处都是孩子幼小的尸体。

  女儿!他在心里发出一声惨叫,随即冲进了废墟。他记得很清楚,女儿的教室就在中间的二楼,也就是垮塌的部分。他往估计的方位找,果真不错,女儿的许多同学都被压在这里,而且都认得他,此时孩子们叫着,叔叔,救救我吧,救救我吧!面对这些弱小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拒绝。压得不深的,他把孩子抱出来。压得深可以搬动的,他把砖石刨开,把孩子掏出。他的手里掏着别人的孩子,嘴里却喊着女儿名字:刘羲蕊,刘羲蕊!已经救出第七个孩子了,他满手是血,孩子们的血和他的血。手磨破了,腿被钢筋刺伤,他毫无知觉,痛只痛在心里,女儿还没有找到,他的心越抽越紧,越紧越痛!

  再一次钻进废墟时,他听见头顶嘎嘎的声响。那是余震,废墟随时可能再次坍塌。他知道危险,也有些恐惧,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刘羲蕊——!刘羲蕊——!他使劲喊,声音也仿佛余震,震得废墟里的砖石嘎嘎着响;声音又仿佛啼血的杜鹃,在凄厉的空中盘旋,久久不肯消散。

  时至今日,他已经有了新生的孩子,仍时常想起那个情景。他在废墟里翻找时,看见有个孩子,身体被截成两段,脸已经无法辨认。他下意识觉得那衣服,那鞋子,那体形,很像他的女儿,居然没停下脚步,就那样走过去了。后来他想过,为什么没有停下来,认真看看,是被呼救声分散了注意力?还是拒绝承认女儿有可能死去?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那时候只在注意活人,只想找到活着的女儿,带着她出去,将她送去安全的地方。

  那天夜里,他站在废墟前,又蹲在学校的操场,放声大哭。离开时,他还在心里自我安慰:没关系,明天天一亮,我又来找你,我的女儿。

  那之后,他参加了县城电力抢修,连续几天留在县城。只要有空隙,他都会来到曲山小学废墟前,拼命地喊着女儿的名字。从时间上算,已知道女儿再也找不回来了,他只能喊上几声,让心里好受点。

  此次地震,刘文忠失去了大哥大嫂大姐等多个亲人。

  516日中午,他站在女儿失踪的废墟前,给幸存的三哥打电话。电话里,先是一个男人巨大的恸哭声,好一阵,才是他的话音。他说,三哥,刘羲蕊实在找不到了,算了,就让她,还有大哥大嫂大姐,就让他们,深埋大藏吧!

  那一场恸哭之后的好长时间,刘文忠再不说话,也不见人,只是孤独地呆着,沉默着。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仍和女儿呆在一起。

  …………

 

第二章 渴望

 

  5·12汶川大地震,这6000余个失去孩子的家庭,地震带走的不光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他们后半生的希望和寄托。地震后不久,他们生出强烈的渴望:再生一个孩子,让失去的生命“轮回”到新生命中来。

  这些背负着丧子之痛的家庭,这些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伤痛越重,渴望越深,表现的方式越为复杂,内心的苦痛与哀伤,难以言表……

 

1.孩子是黑暗中的火光

 

  与杨建芬的丈夫方永昌结识让人疼痛。

  那之前,老早我就听说,地震把老方震成了两个人。地震前的老方是建筑公司的老员工,也是县城建筑圈里有脸有面的人物。地震后,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闭门不出不说,只喝酒,砸东西,不说话,只能靠药物维持状态。

  他的妻子杨建芬说,家里的所有桌椅板凳,没有一样不缺腿,都被砸坏了。再买,再砸坏。

  他喝酒。喝完酒就对着女儿方娟的照片发愣。妻子把照片收起来,他不说话,只砸东西。

  见到方永昌时,我却有些暗自惊讶。表面上看,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典型的羌族男人端正而开阔的脸膛,挺拔的鼻子,实诚而收敛的表情。坐下来,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不惶惑,也不躲闪。那是一张值得信赖的脸。

  果真,在震前的北川建筑业,老方的工程量不算大,知名度和美誉度却极高。在县城的整个建筑圈子,只要有活,只要他老方愿意干,甲方都愿意把活交给他,不为什么,就因为他干活实诚,放心。

  老北川县城的几个招牌建筑,都曾有过他的功劳。

  他也因此成为一块招牌,无论是为人还是干活,都漂亮。

  女儿方娟的离去,带走了方永昌的精气神。这个内柔外刚的羌族汉子,几十年来从未被击倒过,也从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伤悲。除了饮酒,他只能默默流泪。一次打五斤本地酿制的60度玉米酒,他不到三天就喝完。喝前眼睛发直,喝完泪流满面。酒没能带他走出苦难,却将他带入了新的深渊。最终,他不得不面临严重后果:他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属严重的精神创伤疾病,受伤的记忆不光纠缠于睡梦,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也会不断在脑海中“闪回”,只能靠药物控制和缓解病情。

  对失去孩子不能自拔的悲痛,即是对新生命最深切的渴望。

  有一天,妻子带回家一个仿真玩具娃娃,酒后的方永昌看着娃娃,竟然笑了。那是方永昌自地震之后一年多来第一次露出笑容。这缕微光般的笑容,让杨建芬看到了丈夫获救和康复的可能,也让她看到了家庭重建的希望。虽然至今,杨建芬和方永昌并没能再生育,也没能找到适合的领养对象,但从那个玩具娃娃之后,方永昌明显有了期待,病情已在慢慢好转,酒量也在减少,每天只喝两次,每次只喝二两。偶尔,妻子提出散步,他还站起身,跟妻子一起出去。

  那天,坐在一起聊着过往,杨建芬叫来了同学文华蓉,另一个地震中失去儿子,又领养了儿子的母亲。文华蓉感叹儿子年岁太小,调皮,带起来费劲。一直话少的方永昌在一旁插话了:你总算还好,到了晚上,还有个说话的,还能混个心焦,不像我,只能睡觉。

  末了又自言自语:每天晚上,只能睡觉,八点钟就上床,睡。

  绝望而空落的心底,黑暗无边,唯有孩子,才是心中的火光。

  相比起方永昌来,文道全的情况要明朗得多。

  地震时,文道全的妻子,大女儿,小儿子,连同他们的家,被活生生吞没。

  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立在废墟上。

  其实,连废墟也没有。家被山体埋了,一张纸也没能找出来。

  他活了40年,就像没活过一般,转眼间,曾经的拥有,全部消失,全被抹去。

  然而记忆里,那些曾经的拥有,却如刀,一刀刀扎着幸存的他。

  大女儿文彬彬读初一,被埋在那堆著名的只剩一支旗杆的乱石堆中。地震之后,他想给女儿垒一个衣冠坟,可是家被山体埋了,连一件衣物也找不出来。

  妻子和小儿子的情况同样如此。

  对死去的亲人无法寄托哀思,无法有任何的物件让人记挂,给人念想,让文道全活得像个孤魂。那段时间,他只能白天睡觉,晚上不敢睡,一睡下去,满脑子净是梦。并不全是噩梦,有时候在梦里,还能与逝去的亲人见面。可天亮了,人却像抽去了筋骨,软成了面团。

  独自面壁而坐,他自问:怎么不给我留一个?留一个的话,我就要跪下来,感谢老天爷。

  他在跟老天爷对话。对于现实,他已经无话可说。两个孩子,一个也没能留下。倘若留一个,他说,他不知会怎样轻松。

  只有重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这噩梦般的现实才能改变。

  最绝望时,文道全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黄麟燕。20089月,他们结婚,之后,再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文紫灵。

  小紫灵出生后,文道全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也重新有了动力。他用失去孩子的抚恤金买了辆车跑客运外,2009年冬天,又开始养起了娃娃鱼。虽然辛苦,但总归踏实了许多。

  女儿文紫灵的名字是文道全用心考究而成,“紫”字用四川方言念出来,跟逝去的小儿子文志庆的“志”发音相同,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潜意识还是巧合。虽然现在,有时候喊女儿,他还会喊成小儿子的名字,但失去孩子的伤痛,已经消释了很多。

  有了娃娃就有了盼头,有了希望!这是文道全最深切的感受。

 

…全文约26000字…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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