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与救赎

我前天写的《一个60年代出生的男人看60年庆典符号》，在许多人看来，笔调有点阴冷，不够喜庆的台盘。

昨天看《南方人物周刊》，有著名记者李普写的回忆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方面的琐事，其中引用季羡林的一个典故：季羡林说“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按理说万岁是说不出口的，可是在文革那种氛围中，尤其是万人集会时，场面热闹，就跟着喊出了万岁。”在各类庆典中，会强化某种预定的情绪。比如，我小时候去城里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带我去的大人就预先准备好了手帕，为擦眼泪用的，如果不带手帕，难免被人认为是冷酷心肠的。耐人寻味，李普说在国民党统治时，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去报道政府的有关活动，似乎随意得多，共产党对庆典、仪式的重视远超国民党，由典礼而统一军心、维系民心、强化党性，是我党在与国民党PK过程中取胜的法宝之一。

因此，在国庆时要大声歌唱，甚至有点欢乐颂、唱颂歌，也就成了传统。一年有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样的政治节日，再加上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可以寓政治于温情的节日，就成了中华诸族在时间长河的“人民共和”段落中的基本的政治时间节点，辅助以各类地方节日或城市庆典，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讲政治。这是和平的人工政治节的主要内容。军事对抗、民族纠纷、国际战事，是军事政治节。

而大自然还会给我们制造各类自然政治节，如飓风、冰雹、水旱虫灾、突然爆发的流行病，在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讲政治是高于技术，甚至高于理性的。

那么，一年365天，除了这些人工的和自然地政治节日，我们留给自己个人祈祷、忏悔的时间有多少？有宗教的国家和民族，有安息日、祈祷时刻，周末，就是安息日的意味。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居于人口首位的汉族人来说，个人反思、忏悔的时间太少了，这可能比我们在GDP增长过程中的生态环保的欠账还重要得多。孔子说要“一日三省吾身”，曾国藩的每日自鉴，因为是个人化的、没有集体仪式的，因而在汉族文化中很难贯彻。而集体活动，总是要统一意志，呼隆隆一起做同一个表情、姿态，说同一类话、流同样的泪。

在这个国庆和中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因饥饿而死的、未曾谋面的哥哥和姐姐，而我自己生命的前22年是在饥饿中度过，这也是这个国家的饥饿时代，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我自己大学毕业，吃得饱饭了，这种记忆，难道不是可以进入国家史吗？到90年代，我与很多中国人一样，为每天尽可能减少饭量而内心斗争不已，这不正是时代和国家的可贵进步？用得着敲锣打鼓庆减肥吗？

十一那天，我带孩子上深圳莲花山，瞻仰邓公雕像，我对孩子说，邓小平不是神，但他对我们能吃饱饭确实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感谢他的思想和意志对国家和我个人的影响。而对我们的开国领袖、我的老乡毛泽东，纪念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但看早几天一则报道，毛泽东的家族，在第一代开国元勋家族中，可能是获得可计量的物质财富最少的——这让我流了很久的泪。

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关于庆典、纪念、庆幸、感恩、国民心态等等，而关于个人的救赎，我们一没有理念、二没有技术。